第一，蒋文说：“顷读宁楷《修洁堂集略》，见若干与吴敬梓有关的诗文未收入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也未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等研究专著征引，似乎不为学界所知。”

    李汉秋先生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作为“资料集”未曾提到《修洁堂集略》，也许是他当年编辑资料集时未曾看到宁楷的这部著作。但陈美林先生的《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则曾专门提及《修洁堂集略》。陈先生说：“宁楷字端文，一字栎山，江宁人。幼年孤苦无告，曾于市中卖卜，而得知于县令张嘉纶，方始专心于治学，著有《修洁堂集》。”（《吴敬梓评传》419页）另《吴敬梓评传》“人名索引”在其“历史人物”部分专门开列过“宁楷”及其在《吴敬梓评传》中出现的页码。（《吴敬梓评传》551页）可见陈先生对《修洁堂集略》还是有“所知”的。当然，蒋寅先生是说“与吴敬梓有关的诗文……未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等研究专著征引”，但陈先生的《吴敬梓评传》不是“资料集”，而是一部学术著作。就常识而言，撰写有关吴敬梓研究的学术著作，并不一定要把所有与吴敬梓相关的材料毫无取舍地遍加征引。而蒋先生由“未见征引”便得出“似乎不为学界所知”的结论显然有点仓促。

    第二，宁楷《修洁堂集略》中有关于吴敬梓的一首诗，该诗云：

    空羡扬州好墓田，断魂寂历返江天。烟花不待愁三月，云笈何尝补七籤（赠君方欲注《云笈七籤》未果）。

    蒋文根据这首诗得出结论：“吴敬梓晚年确实对道家典籍发生兴趣，并不像陈美林先生说的‘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吴敬梓评传》第366，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从第一首诗自注看，吴敬梓暮年曾有注《云笈七籤》的计划，终未实现。《云笈七籤》是道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涉及道教各方面内容，注此书无疑是需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的。吴敬梓能注《云笈七籤》，说明他对道教的确有过潜心研究，而这种研究可以想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种观念的认同的。”这种推论也有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吴敬梓晚年“欲注《云笈七籤》”，“对道家典籍发生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便信仰道家思想，不意味着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种观念的认同的”。“注释”是一种研究行为，无论怎样“潜心”、怎样“需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都还是为了“研究”本身，而非为了“信奉”。否则便不是学者，而是教徒了。我们认为，再积极的研究行为都无以证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信奉。中国历史中有许多“佞悻列传”，这些列传也是在史家广泛搜集材料、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但我们还无法根据这个事实推导出史家们在观念上对佞悻们的认同。另外，吴敬梓晚年对道家典籍的兴趣与他对道家的兴趣是两码事。蒋寅先生在文中以“道家典籍”替代“道家”，犯了逻辑上“偷换概念”的错误。况且，即使是对道家本身感兴趣，也不能把“兴趣”作为“信仰”的充分原因。我们知道，许多道教的著作都不一定是认同道教观念的作者撰写的。任继愈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宗教研究专家，他主编过《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也许他对佛教、道教都有兴趣，但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任先生既信奉佛教，又信奉道教，或者说是“基于某种观念的认同”才主编这两部著作。相反，任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还无法依据吴敬梓曾“欲注《云笈七籤》”，便草率“想见”他对道家思想观念的“认同”。至于吴敬梓是否信奉道家思想，我们在此不必重复论证，只要认真读一读吴敬梓的著作，认真看一看陈美林先生的《吴敬梓和释道异端》一文（见《文史哲》1981年5期）即可明了。

    中国网 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