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戊荪 中国译协顾问

                               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

1951年的一天上午，《人民中国》半月刊编辑部肃静的四合院，突然传来了笑声和英语的对话声。当时的负责人张彦同志，领着一对外国夫妇，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他们就是爱泼斯坦(昵称艾培)和他的夫人邱茉莉。女的高大，男的矮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同志们之间，不论中外，关系都十分融洽，加上艾培的性格友善，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

爱泼斯坦夫妇是应宋庆龄的邀请来华协助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的，他们每周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人民中国》编辑部从事英文改稿。那时我和许多同志都很年轻，也都是新手，而他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但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他不仅改稿又快又好，而且经常对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对外稿件应尽量以事实说话，调子不宜太高，力戒强加于人，等等。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的一些特写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新闻特写在细节上必须绝对真实，不能有任何的虚构。这类及时的提示，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深受启发。

五十年代中，外文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前身)由国会街迁至百万庄，我本人的工作也有过多次变动。我和爱泼斯坦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经常在图书馆碰到。我曾就许多问题，如调研、通联以及国际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那么热情地给我以帮助。艾培也经常就一些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他这种平等待人的作风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1958年，《北京周报》创刊，艾培又来到周报编辑部协助改稿(当时大多数的稿件直接用英文撰写)。他每次来到办公室总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主管生产的周德容同志经常开门探头进来，生怕聊天耽误了工作。可是艾培的效率很高，只要需要，半小时就把一篇很长的稿子改出来。我当时从事国际报道，他和我们的谈话并非闲聊，话题经常与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向我们阐明的道理，总是结合实际，很有实用价值。和其他老专家一样，他改稿不仅是修改外文文字，更重要的是对稿件的内容提出一些重要而又中肯的意见，有时还与我们进行讨论。这种“师傅带徒弟”式的传授，使我们受益匪浅，对那一代从事外宣工作的中国同志的成长起过重要作用。

艾培担任《中国建设》(今易名《今日中国》)总编辑时正值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拨乱反正阶段。他团结了一大批高手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他曾对我说，办杂志要有明确的目标，总编要有总揽全局的本事。杂志要杂，也就是说内容要多样化，但每一期又要有重点文章，相得益彰，这样读者才会愿意看，又有所得。他提倡《中国建设》的文章既要有“小题大做”的，又要有“大题细作”的。所谓细作，就是对重大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说。总编辑可以说是一个刊物的灵魂，有了好总编，刊物就会兴旺发达，越办越好。

艾培不顾自己此时已进入花甲之年，两次(他的第三、第四次)进入西藏，最后写出了他那部关于西藏的巨著《西藏的变迁》。我曾于七十年代去西藏采访，对西藏问题颇感兴趣，也看了不少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但像他的这本书那样，既有大量现场采访纪实，又掌握了中外有关这个地区的历史资料，抓住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和帝国主义侵略这两个基本环节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入浅出叙述的，至今为止在我所看到的英文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爱泼斯坦的著作，我认真、系统地学习是在九十年代离休之后。这时他已完成《宋庆龄传》这部巨著。我根据他的要求写了书评。之后，我又为他所撰写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的修订本写了书评。通过研究这两本书，我感到艾培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位记者兼历史学家，一位爱国主义者兼国际主义者。他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来巡视中国的事件和人物。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同时又善于帮助读者透过错综复杂的情节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而解读了历史的潮流。他还能大量地引用西方权威性的著作，挖掘其中所透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对西方读者显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使他的见解更易于被一些不带偏见的外国读者所接受。他的结论有根有据，是他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这种做法与许多西方记者道听途说、以偏概全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写作《宋庆龄传》，艾培花了整整十年功夫在国内外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最后才成此书。在此，限于篇幅，我不能细谈，但只要看一看这本书的英文名称Woman In World History(可译为《女中豪杰——一位世界历史长廊中的人物》)，就可以理解我前面所说的这一特点了。

爱泼斯坦逝世后，我找到了他早期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在这本书的开篇中，他把中国革命放在整个亚洲大背景下来考察。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斗争乃是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把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加以比较。这是在四十年代末，当时中国尚未完全解放，冷战刚刚开始。爱泼斯坦能有这样宏观的认识，绝非一般新闻记者，甚至于一般学者，所能做到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担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爱泼斯坦除了是多年的同志和朋友之外，更成了我不挂名的顾问。我经常就对外出版的一些重大问题向他请教。他的一些见解十分精辟，我想对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至今仍有指导或参考价值，如：

(一)他认为外宣工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战略任务，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更是意义重大。为了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同情和支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是绝对必要的。九十年代初，当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外文局的书刊也要讲究利润，因此应该靠扩大发行减少经费。这种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的做法，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给工作带来了困难和损失。艾培曾为此事专门给上级领导写信发表不同看法，获得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支持。

(二)艾培对西方的图书出版工作有直接的经验和了解。他认为图书，特别是政治性图书，是外宣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兵种。如果说期刊、广播、电视是轻武器的话，那么图书就是重武器，期刊以其时效性和篇幅短为更多的读者涉猎和接受，而图书则因其系统性和权威性，影响更为深远。运用得好，这两种武器完全可以做到“各行其职，相得益彰”。图书好像远程重炮、火箭，是战略武器，但其效果往往不是短期内能看出的，而且削弱了图书出版所造成的损失往往要在多年之后才会凸显。他指出，西方报刊的社论和评论撰稿人平时工作繁忙，很少能有时间深入研究问题。他们的见解往往要靠空暇时(在西方往往是在度假期间)阅读书籍得来，然后在自己的稿件中加以转述和发挥。我想艾培的这个见解，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例证，如西方的“文化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都是先有专著出版，之后才在报刊上加以传播。爱泼斯坦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提出了这个看法。当然，在今天要组织出版好有关以上两个问题以及像西藏、台湾、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问题的权威性外文专著确非易事，但这类书的份量很重，一旦出版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做好图书出版，实现爱泼斯坦的这一期待，仍然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关于图书，艾培还认为出版社不仅要出好书，还应组织好书评的撰写工作，图书的推广工作应该由出版和发行部门共同负责。过去外文局内有过不少争论，出版社认为发行工作没有做好，发行渠道不畅，影响了发行效果。而发行单位则认为出版的图书选题不对路，内容不够吸引人，因而难以出售。我曾就此事请教艾培。他说，由于西方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繁多，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就必须做好图书的推广工作。有两种通行的做法。一是出版前把未装订的书样事先送给权威评论家，请他们撰写评介，在重要的报刊上预先发表(现在还应包括互联网)；二是出版后请作者到各地巡回演讲，造舆论。还应指出，西方的图书有学术和商业之分。前者因经费有限更注重用第一种做法，后者则可以两种做法齐头并进。总之，出版社在出书前后都要拨出专门的人力和财力，对图书进行推广宣传。艾培对自己著作的评介和推广工作十分重视。

艾培还提到我们出版社的外文学术著作往往缺乏注释、索引和参考书目，这一缺陷影响到严肃读者对原作的信任和引用，更不用说就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爱泼斯坦曾向我建议，作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应该挤出时间浏览和阅读一些国外新出版的重要图书。这是了解国外舆情和图书市场变化的重要途径。他本人即使在他的晚年，也始终没有间断过这种阅读。爱泼斯坦有许多得到图书的渠道。我也经常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美关系和西藏问题的图书。他每次都在认真阅读后写出书面的读后感或通过电话和我交换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丰富藏书中有“马恩列全集”。我拜访他时，他曾多次从书架上找出有关章节或引语，介绍给我。苏联解体后，中断了俄罗斯“马恩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他曾建议我国设法将此项工作接收过来并继续下去。他认为这样做将为世界人民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

艾培非常关心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对改进翻译工作提过一些颇有见地的倡议。例如，他主张在处理外国人名、地名和其他专用名词时，应在音译后边附上原文。如是人物则应附上姓和名的原文，以便读者辨别和查找。他认为目前仅按发音译出中文的做法有很大的缺陷，人们看了译音很难找到或根本无法返回原文，因而造成不必要的困难甚至差错。有意思的是，七十多年前鲁迅在他的著作中早就是按照这一原则行事的。又如，鉴于目前中译外翻译上的差错充斥我国市场，艾培曾建议中国译协组建“翻译诊所”(Translation Clinic)，由专家来诊治各类“翻译病”。低劣的翻译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污染，人们往往很少注意到它的危害。一旦形成风气，它所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

爱泼斯坦毕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对我国有深入的了解，但同时他始终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晚年，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出国访问，他就利用电子邮件与国外各方面人士保持联系，来访的国际朋友不断，许多人就住在他家。因此，他始终没有脱离与国内外的联系，这对一位老人确实难能可贵。我有幸曾多次同他一起会见外宾。在介绍中国情况时，他很注意为对方提供历史背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从不回避缺点和问题。他经常提到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认为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会设法解决。他常对外国人说“我们怎样怎样”。可以看出，他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我过去的一位美国同学是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宗教系的系主任。有一次他来华访问，想了解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他向我提出，希望在北京能见一位权威“观察家”。我陪他去见了艾培。他们谈得十分融洽，谈话涉及面相当广，而艾培的答复是那样渊博、深刻，时而又有些诙谐。这位同学回国后特别来函表示对爱泼斯坦的真知灼见和人格魅力十分钦佩。来自一位严肃学者的评价绝非溢美之词。

艾培平时很少谈到自己。1990年，我陪他和外文局其他一些老专家去海南岛休假。一次，在三亚海滩上听他讲述自己思想成长的过程，使我理解他“从国际主义者走向爱国主义者”自我评价的丰富内涵。艾培的父母皆是沙皇时代的犹太籍革命者，有过逃亡和流放的经历。他们对社会公正的向往使艾培在青少年时代就产生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他在天津进的是美国学校，通过自学广泛涉猎欧美文化，十五岁开始记者生涯。我国抗战时期，出于亲身体会和对旧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刻了解，他从报道中国革命进而同情中国革命，最后发展到参加中国革命。

与艾培接触，经常会被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在海南，他谈到他在四十年代初日本占领香港后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跨海逃离日本军队的囚禁。关于“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那段的经历，他没有细谈，只是说自己用背诵诗篇和歌词来防止记忆力衰退，靠打太极拳保持身心健康。还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他能在出狱后不久又拿起笔来战斗，接着又不顾政治风险，挑起《中国建设》总编辑的重担。进入高龄，他在肩负各类社会工作的同时，仍然笔耕不辍，写出多部著作。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乐观精神，这一切是不可思议的。艾培有很强的幽默感，喜欢讲笑话，即使是病魔缠身时也不例外。

艾培的记忆力惊人，他的讲话和文章总是有许多生动的细节。一次，我翻译《南京大屠杀》一书，为了找抗日战争时期德国驻华大使姓名的英文拼法，我跑遍图书馆毫无所获，无奈当中我想到了艾培。我原只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没想到他竟然在电话中脱口而出，将这一六十年前人物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了出来！

艾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始终保持年轻人的心态，平时脑勤笔勤是分不开的。即使重病在身，他仍然坚持工作。我的夫人张庆年曾帮助他在电脑上完成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他在口述几段后，经常体力不支，需要卧床休息。稍后又起来继续工作。为了保证记忆的准确性，他还坚持要找出当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笔录。这是一本已经近乎散架的笔记本，字迹已经褪色，但只有在找到所需的引语时他才罢休。

爱泼斯坦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自己为缅怀宋庆龄逝世所写的一首诗，其中提到：“即使你在长眠中，似乎也不过是闭上眼睛作片刻的休息。你会重新……用你那果断的精神和高效的速度去斗争，更重要的是去工作。”(据原著的中译本)我想，这段诗用在艾培身上也恰当不过，也是他本人最好的写照。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刻苦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