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巴金除了用手中的笔回顾历史,把自己心中要讲的坦露给读者,他还默默地在为读者做着一件件有意义的事,捐书就是其中的一件,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做点贡献,我喜欢书,也收集了许多,在有生之年要将它们一批一批清理出来,陆续捐给国家。”
1995年4月,住在医院中的巴老委托侄孙李舒清理出了他多年珍藏的四千多册外文图书准备捐给上海图书馆。捐走前,他叫李舒把其中自己特别喜爱的几套书带到医院来。
4月14日下午,我来到医院,只见巴老在家人的帮助下,缓缓地翻着这批即将与他告别的书,他一页一页地浏览着,在被捐的这批书中有1900年的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亦华版编号发行,编号为N029),还有一套被巴老尊称为他的启蒙老师卢梭的法文版《忏悔录》,这本陈旧的豪华版本扉页上面留有巴老早年朋友、诗人梁宗岱在1926年给邵洵美(出版家、诗人)的亲笔题记,虽然岁月流逝,但字迹仍然十分清晰:“洵美自英返国,途经巴黎,特赠此书,以寄托我对祖国的相思之情。”寥寥数语从中能看出他们留学在海外思念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如今两位老人都已先后作古。此书巴老从旧书店购得,他又在书上盖上了自己的藏书章,使这部书越发显得珍贵了。捐赠上图的书中还有一套大开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10卷本),黑羊皮封面上烫金的书名,上方镶嵌着银色金属浮雕,这套选集是五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旧书店用800多元人民币买下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它始终被巴老作为最喜爱的书珍藏着,在书的扉页上他用俄文签上了巴金的名字并盖了自己的私章。
在捐赠的书中还有一套鲜红的硬封面上印刻着意大利作家但丁金色的头像,十分地醒目,这套出版于1888年的意大利文《神曲汇注本》,曾陪伴着巴老度过了“文革”中那段炼狱般的生活。
家中的80多个书架、书橱都排着满满的书,连家人也无法统计出究竟有多少书。从1981年起,他就开始一车一车地往外捐,至今已先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成都“慧园”和泉州的黎明大学、南京师大附中、上海档案馆、上海作协捐出了各类图书近3万册,期刊1万多册。
巴老一直非常关心作协资料室的工作,曾向资料室捐过好几批珍贵版本的图书。当他听说资料室由于年久失修已属危房,影响了图书资料的保管和收藏时,就一面向市领导提出改建的要求,一面考虑着再向资料室捐赠图书和手稿。
1994年3月21日,巴老的女儿小林来电说,巴老捐给作协的书已整理出来了,就等我们去取。下午我随同保管小组的老徐、小冯和小温来到了巴老的寓所,走进大门,还是以往那个平平常常的庭院,还是那间普普通通的客厅,可是不知怎地那天我的心情却格外地激动。因为当面来接受巴老的捐书还是第一次。当我们走进客厅时,巴老早已坐在落地窗前的小桌旁。见我们进门,马上叫家人把早已放在沙发上的几包书取来。当我们打开已包扎好的牛皮纸包时,一叠叠平整的毛边纸上一行行纤细的毛笔字映入眼帘。数了数足有1000多页。小林告诉我们这是巴老从1962年至1966年9月及1979年至1982年的日记手稿和《随想录》(中文版本)的14种版本,其中有的版本家里只剩一本了,这次也把它捐了出来,接着她又拿出前几天弟弟小棠在书库里找出的一张1954年元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卫国部发给巴老的特别通行证。
当我们向巴老问起从前的书稿时,巴老清晰地回忆着说:“《家》(散页)、《春》、《秋》、《寒夜》、《憩园》、《随想录》的第五卷在北京图书馆,捐给上海图书馆的有《第四病室》、《李大海》、《团圆》、《随想录》的一、四卷,《随想录》的二、三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们捧着书稿、书籍走出客厅时,我才注意到夕阳的晚霞斜照在庭院中,迎着早春盛开的茶花、杜鹃及樱花显得格外艳丽、夺目。有多少巴老捐出的书就是从这条庭院小道散向四面八方,散向读者手中的。
《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