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沈从文和我的父亲侧身而过，失之交臂。但是他们之间心灵上相知相识如此深邃、长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父亲牺牲的第二年，沈从文的中篇小说《大小阮》问世了。它的主人翁“小阮”是以我父亲为原型的，它以“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为主题，宣扬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生活在黑暗里的劳苦大众指明出路，提出希望的曙光。它无疑是沈从文的政治态度、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

    沈从文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酝酿着，要为我的父亲写一个长篇。他常对我讲：“我要写你们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思想更加强烈，更加明朗。他的庞大写作计划包括：以我父亲革命历程为基础，叙述一个知识青年如何背叛封建官僚家庭，摒弃富裕的生活环境，走向革命，视死如归，无怨无悔的革命情操；叙述烈士牺牲后，在黑暗的旧社会、在人口众多的大家族中，对烈士遗嘱，采取的不同态度，鞭笞那些生活在纸醉金迷中的丑恶嘴脸。后一部分的许多细节是他亲眼目睹的，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前一部分则需要收集必要的素材加以充实。为此，每逢母亲路过北京，他都要不失时机地请母亲为他叙述，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遍访了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健在的范文澜、刘尊棋、杨纤如等老同志，还计划去我们家乡，实地观察。

    １９５１年沈从文随土改工作团到四川参加土改。看到那里农民的生活环境，翻身后的喜悦，作家的心情更加激动了。他在给兆和三姑的信上写到：“这一来，虽不曾去过四哥（我的父亲）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得不到大圩子（我们老家所在地）印象，但是把四嫂（我的母亲）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成熟了，成长了，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我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

    １９６０年暑，他两次到河北省宣化我的家里，请母亲为他补充一些素材。７月，他在给三姑的信上写到：“来已一礼拜，工作进行顺手，回去后再来宣化，再记十天，核对一下材料，故已差不多把大事记下，到七万字左右。”９月信上说：“我这里记录看来，大架子已差不多了，只待贯串补充一些空白，再即待写。”

    但作家的这一写作计划终于没有完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他放下了满腔热情的笔。１９７９年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我几次过宣化，从你妈妈口中记下了好几万字的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时和别的通信统被抄去了。”

    １９８８年５月，作家仙逝了。表弟沈虎雏在整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他曾悄悄地为他的写作计划试写了一个章节，有了基本情节、对话和人物。主要写我父亲牺牲后，家族怎样处理后事，写了一个地主及圩子里人们的不同态度。

    多么遗憾而又残酷的现实啊！如果不是这样，它将是沈从文诸多著作中一部耀眼的佳作啊！

    （张小璋）

    《天津日报》 2002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