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国读者，我一向认为诺贝尔奖最有意义之处，在于把一位至少对我们来说属于某一地域的作家变成了世界作家。而这回我们居然是从听说姓名开始了解这位作家的。一则有关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消息这样写道：“下午1点公布时，笔者守在瑞典一家图书馆，管理员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围着收音机聆听桂冠将落谁手。瑞典广播电台报道说：‘今年又是一个大意外，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兹……’笔者立即在图书馆各种英文和瑞典文文学工具书上搜寻，却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位作家的条目，包括近年出版的《东欧文学指南》，凯尔泰兹亦榜上无名。图书管理员同样没有办法像惯常所做的那样，尽快陈列获奖者的评论资料。”可知这回所爆冷门，对于中外读者皆然。只是我们并非仅仅出乎意料而已，压根儿不知道世间有此人物。
料想翻译出版界就此又该有番或大或小的动作了，此乃应运而生，势所必然。即以最近十年间获奖作家而论，事先有成本作品出版的，惟有莫里森、萨拉马戈、格拉斯和奈保尔四位。就中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还是因为纳入一项对外合作项目；否则将如同样鲜为人知的希尼、希姆博尔斯卡和达里奥·福一般，怕要等到日后获了奖才能译介。更不要提仿佛无中生有的凯尔泰兹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一方面要能供应，另一方面要有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凯尔泰兹等人的书没有早出，是为憾事；然而即便早出，只怕也少有人买，难得人读。我们现在无论翻译、出版还是阅读，都太需要作品水准之外的理由了。
凯尔泰兹的著作没有读过，不敢妄加议论；仅从报端介绍的生平情况看来，恰恰是我们这个浮躁年代里的一位沉静执著的人。有朋友讲，凯尔泰兹15至16岁关在纳粹集中营里，此时正好得以成就一生；这话近乎残酷，却也不无道理。我则更看重时隔多年，他才将这经历诉诸笔墨。想必铭心刻骨，欲罢不能，即如其所说：“每当我想写一部新的小说，我总会想起奥斯维辛。”瑞典文学院宣布的授奖理由是：“他的作品捍卫了个人在抵御野蛮专政历史时的脆弱体验。”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卡夫卡，以及原籍也是匈牙利的《中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勒，都是从某一深切的个人经验出发，进而体会整个人类的处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作品中坚定地维系了欧洲文明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
当年诺贝尔创立此奖，曾强调文学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实，那些真切体验人类处境，深刻剖析人性本质的作家，未必一定与此有所抵牾。凯尔泰兹曾说：“奥斯维辛是无法解释的，奥斯维辛是没有理性的、无法理解的力量的产物，因为对恶行，人们总有种种理性的解释：撒旦很可能像伊阿古一样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但却创造了理性的人。这些人的每种行为都像一道数学方程式一样有解释的答案，只要联系到利益、贪婪、懒惰、权力欲、性欲、怯懦，联系到这样那样的自我放纵，答案就有了。如果再没有别的词，最后还有疯狂可以解释：偏执狂、施虐狂、淫欲狂、受虐狂、夸大狂、恋尸狂以及其他精神错乱症，或者多种症状并发。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可能说，真正非理性的、无法解释的，并不是邪恶，而是善行。”
也许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兹看来，对既往发生的一切必须有个切实解释，而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现在和将来。就像瑞典文学院所指出的：“对他来说，奥斯维辛不是游离正常历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现代社会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此一意义上的奥斯维辛，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支点；对此漠然置之，抑或加以否认，我们的思想乃至生活势必归诸虚妄。凯尔泰兹获奖，意味着今天来看诺贝尔所谓“理想主义”，该是始于但不一定止于反理想主义。凯尔泰兹被称为“深渊似的”作家，他让世界回归黑暗，但看到了真正的光。他那番话似乎正可用来解释前述授奖理由：既然邪恶是人性与世界的本有或常态，置身其中的个人所能做的只是“体验”而已；此时作为这一体验的本体，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了“抵御”，舍此之外不复有幸福与善良可言。
关于凯尔泰兹，现在所能讲的不过这些，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读他的书了。过去十年间的获奖作家，说实话只有格拉斯和奈保尔的作品曾经让我同样期待。不过那两位早就是名人了，相比之下，有可能读到凯尔泰兹更其不易。
《南方周末》 2002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