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老人走过的百年历史
文学大师巴金的名字，对中国几代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熟悉与亲切的；巴金作品与巴金的精神品质，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我对巴金是很崇敬的，阅读了《巴金图传》之后，我对大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1903年11月25日，巴金诞生于成都一座大门照壁上嵌着“长宜子孙”四个篆字的官宦人家。至今年，巴金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整整生活了一百个年头了。百岁老人已为人瑞，而作家活过一百岁的则更为罕见，因此循着这位“世界作家”的足迹，无疑我们可以阅览一部世纪的大历史。
要看清看懂一部百年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幸近期由陈思和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图传》，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蹊径。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这个名字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一诗“蔽芾甘棠”句，“甘棠”是棠梨树，“蔽芾”是描述棠梨树的枝叶细碎而繁茂的情状，1929年发表成名作《灭亡》时，始启用笔名巴金。传说这个笔名是他借两个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中译名的首尾两字组合而成。
巴金一生著译甚巨，无论艺术质量或作品数量，都位于现当代作家的前列，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作家，堪称文学巨匠。但他的创作高潮期只有两个，一个是1929年开始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是上世纪40年代前期。在前一个高潮期，他写出了《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海的梦》等，在后一个高潮期他写出了《憩园》、《寒夜》等，可以说他的有影响的能够传诸后世的作品大都写于这两个时期。解放后几十年，除了上世纪80年开始写的《随想录》，其他作品基本上是苍白无力的。这是当前巴金研究者不容回避的问题，当然也是《巴金图传》的著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巴金的软弱和忏悔
要想诠释巴金波谲云涌、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作品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巴金图传》的著作者却做到了。《巴金图传》不仅是一部简明扼要、易读易懂的书，而且对巴金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真实与深入传主的内心世界，是本书的两个显著特点。
许许多多传记作品都在围绕“树碑立传”四字打转，或歌功颂德，或隐恶扬善，为尊者讳，过去的一些巴金传记也未能跳出这一窠臼，在《巴金图传》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真实的因而更令人感到亲切与可敬的巴金。由于巴金的自省精神及勇于忏悔的高贵品格，也由于图传作者只服膺于真理和事实的治学态度，图传并没有把心底善良的传主“树”为一往无前的勇士，并没有把传主“立”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始终不渝的代表。青年时代充满激情，一心追求真善美的巴金，到后来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说假话的时候。巴金几岁时，曾经看到过当县令的父亲喝令差人把犯人按倒打板子，挨板子的犯人爬起来后还要给大老爷叩头“谢恩”的情景。这个封建时代中国人奴性的绝妙写照，一直萦绕着巴金。年轻时他在作品中竭力鞭笞这种奴性，到了晚年当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时，却不能不承认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奴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1949年后，正如他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书面发言的题目——《我是来学习的》，他是战战兢兢也可说是兢兢业业地学习着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虽然有了两次访朝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实现了他后半生的一个“转折”，写过一万多字的长文批判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但遇事仍不能不胆战心惊。1958年他参加了对美国作家声明脱离美共的法斯特的批判，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只因在文章最后劝法斯特“回头是岸”，反而也受到批判。于是他赶紧致《文艺报》编者一封信，表示“受到一次教育”。28年后，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态的：“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也学会了说假话。
1958年年终他在迎接新年写的《新年试笔》中说：“1958年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事情不说是惊天动地的，至少也震惊了全世界。”“无疑的，中国人民一定为伟大的1959年绘上最美丽的图画，写下最美丽的诗篇。”跟着别人说假话说得多了，巴金似乎渐渐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他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了。直到1969年后他才渐渐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骗局。在那种“左”的政治气候高压下和群众运动冲击面前，坚持真理，不软弱不说假话的中国人可能不多，但巴金老人并没有以此来原谅自己，他反省，他忏悔，他自我批判；为了几十年前对路翎的批判，上世纪80年代他郑重写出《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许多在那个时代做过错事的人，是死不悔过、死不道歉的。相比之下，老人这种勇于反思的精神是崇高而伟大的。一个不懂得反思与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老人一再提出要“讲真话”，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整个民族的鞭策。《巴金图传》不避短，不对事实作人为的“加工”，尊重历史，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立体的巴金，也给了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部巴金的心灵史
《巴金图传》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它突破几十年的禁忌，拨开迷雾，描绘出巴金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将它当作一部巴金的心灵史来读。关于巴金是否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否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49年之后一直是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否认巴金有此种信仰，一些巴金传记的作者则有意回避。《巴金图传》没有从这个问题旁边绕开，而是正视这个多年的悬疑并给以明确的回答：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起码在他的青年时代，无政府主义曾经影响着他的思想与社会实践。巴金早期的一些作品，如《海的梦》、《爱情三部曲》等，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他的许多朋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解释过他的思想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他本人已经如此申明了，只因为无政府主义被视为异端，一些好心的编辑与研究者仍要为他“遮掩”。其实，我们对无政府主义如对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其他思潮一样，应作科学分析。无政府主义不承认财富、权力与国家机器，反剥削压迫，主张个性自由，是一种思想乌托邦，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权力斗争，无法实现其理想，但如果撇开它的政治学的与社会学的层面，而从伦理学的层面去看，它主张的“正义、互助与奉献”，仍不失其崇高，仍不失其为人类的一笔精神财富。蒲鲁东是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蒲鲁东主义曾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主力之一。巴金吸收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积极一面，主要是人格力量的一面，在他早期著作中注入了反对一切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自由的思想内容，曾激励了无数青年改变现实的热情，即使在今天也是应予肯定的。也许这正是巴金和巴金作品的意义所在。
《巴金图传》给我们阐释了一个真实的巴金，使这位一代文学大师在读者面前更显可亲可敬了。
《南方日报》2003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