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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上还要加“严”

    70年代初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时候,互相起绰号成为一种风尚。给黄修己先生起的绰号是“雄辩胜于事实”。这并不是说黄修己不尊重事实,而是强调他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口才,能言善辩。严家炎先生的外号其实不必费事,他的名字本身———“严加严”,或“盐加盐”———就已足够。不过,黄、严两位先生的这两个绰号都没有流传开来,或是太长,或是读音上不能和原来的名字区分,虽说“严加严”很能概括严先生的性格。

    但是严家炎不久便获得一个绰号:“老过”。“老过”是过于执的略称。50年代过来的人,许多都知道《十五贯》这出昆剧。剧里的知县过于执,在审理熊友兰、苏戍娟一案中,不做调查,不重证据,凭主观臆测,就要拿熊、苏二人问斩。“过于执”当时成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代名词。称严先生“老过”,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绰号其实含义颇为复杂:既有执着、认真、严谨、严肃的成分,也有固执、迂、认死理、难以说服的因素。严先生应该知道这个称呼不都是在表扬他,但他也不生气,总是微微一笑。所以,“老过”很是流传了一段时间。

    说到这个绰号的根据,可以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们班去挖稻田的排灌渠。由于严先生一贯的认真、细致,便被委以质量检查员的重任。到了中午,我们各自负责的一段相继完成,准备收工吃饭。这时,“老过”拦住了我们,说是有许多质量不合格。他的意思是,水渠的“渠帮”按规定应该是45度,可是有的只有四十二、三度,有的又快50度了。一边说,一边用三角尺量给我们看。他说的倒是事实。但是,又不是在造飞机、做导弹,要那么精密做什么?更主要的是,个个都累得够呛,饥肠辘辘,一心只想快点回去吃饭。便七嘴八舌来说服他。任凭你人多势众,不管说出天大的理由,他纹丝不动,坚持要返工。看见我们不想动弹,他自己便干了起来。我们本来理亏,无奈只好也跟着干。看他从远处铲来湿土,修补坡度不够的部分,还用铁锹拍平,抹得光可鉴人,不由得又可气又好笑。水一来,还不是冲得稀哩哗啦的!

    我和严先生是同事,但不在一个教研室,交往其实并不很多。有时单独谈些问题,却不都以愉快告终。原因主要是,我虽然也教书,也做“学问”,但是对“学问”什么的,不很认真,也不是看得很严重。这样,处理起来就有马虎、随意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失误也就难以避免(附注)。这必定和一丝不苟的“老过”发生矛盾。记得第一次见他的面,是1958年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大跃进”,轻视古典、蔑视权威,是那时的潮流。虽说我们古代文学史只学到两汉,现代文学还没有开课,也已经有足够的胆量去集体编写戏曲史和现代文学史。严先生当时在中文系读研究生,指导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文系资料室,批评我写的郁达夫、叶圣陶两节的初稿,材料看得不够,不少评述缺乏根据。我当时虽然没有说话,却颇不服气,忿忿然地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材料”、“根据”什么的。1988年在北戴河,也有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我们都在一个“文学夏令营”里讲课。一天傍晚在海边散步,谈起“文革”期间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我说,郭的立论,明显是呼应、迎合毛泽东尊李抑杜的。严先生立刻反问,有什么根据?有材料吗?我顿时语塞。我一直认为这是个理所当然的推断,要什么“根据”和“材料”?!便争辩起来,而且相当激动,接着便沉默不语。当时在一起的还有诗人任洪渊。他一定很不满意:本来,吹着海风,看海浪拍岸,多好;这不,把诗意破坏得荡然无存。

    最近我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讲到60年代《创业史》的讨论,涉及到严先生。我猜想,他可能对我的评述不是太满意。一般来说,谈到这个事件,以及有关“中间人物”的主张,都会首先提到邵荃麟先生。我也没有例外。第7章第4节,我首先引述邵荃麟1960年12月在《文艺报》编辑部会议上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的发言,然后说“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这一节的注释24,把发生在1963—1964年前后的《创业史》讨论,与1964年以后对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批判,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并将一系列批评严家炎的文章笼统地放在“批评邵荃麟、严家炎观点的文章”的名下。

    这种叙述方式,这样的处理,暗示了邵荃麟和严家炎在关于《创业史》评价问题上,存在时间先后,以及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同时,对有关连,但不同的两件事也不做必要的区分。事实上,邵1960年12月的讲话,是范围很小的内部谈话,许多人知道这段谈话,要到1964年8、9期合刊的《文艺报》刊发《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那个时候,那时,邵已被文艺领导界的同仁们做为“牺牲品”抛出加以批判。他关于《创业史》,关于梁三老汉,关于“中间人物”的主张,产生较大影响是在1962年的夏秋。这指的是1962年8月“大连会议”上的系统发言,和会议之后,谢永旺、康濯分别发表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他的意见的文章(谢的文章题为《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署名沐阳,刊于《文艺报》1962年第9期;康濯文章为《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刊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而严家炎先生1961年,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中,就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的看法并不是在受到谁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就在严家炎因《创业史》问题受到众多批评的时候,也未见有任何“中间人物”主张者(包括邵荃麟)出来支持他,和他站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暗示追随、受影响的这种叙述,并不符合“历史”原来的情状。

    如果不是文学史写作者,而是严先生坚持做这样的辨析,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在“邀功请赏”,因为在今天,提倡写“中间人物”已不是耻辱,而是荣耀了。不过,我有这样的“根据”证明事情不是这样的。“文革”刚开始,系里教师曾组织过对严先生的批判会。有大字报,也有批判会。大字报中,上面有十多位青年教师签名的,为我所起草。批判会上有人指出严先生“追随邵荃麟贩卖中间人物论”,严先生却插话说,我没有“追随”邵荃麟,我关于《创业史》的观点在1960年下半年就已经形成,文章发表在1961年;邵荃麟有这样的看法比我要晚许多。他的插话,让批判者愣住了,不知如何接这个话茬。所以,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较真,是一贯的。

    严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的贡献这里不用多说。当然,他的有些学术观点,我也不很赞同。譬如对姚雪垠的《李自成》的赞誉,譬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其实,严格说来,我不是怀疑他对金庸武侠在文学史地位的设定,有疑义的是那种评述的方法。虽说金庸的武侠被人誉为沟通了雅俗,填平了“精英”和“大众”的鸿沟。不过,用那样的“过”于严肃的心情、态度,用那样的“写实小说”的成规作为尺度,来对待、品评这些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至于我自己,因为金庸的多部作品总是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所以在评价上并无发言权。但我总记着严先生在北师大演讲时说的话:金庸小说读不下去,说明你有心理障碍。好在家里有金庸全集,而我很快就要退休,会有充足的时间来面对自己的心理,调整、检查在阅读习惯上的偏见。

    附注:最近的一次错误,是有关冯雪峰先生的一个材料的。今年元月,中山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刘卫国、陈淑梅的信,说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大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4页注15说,——‘《文艺报》4卷5期(1951年6月出版)上刊登的,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严厉批评的——“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和《文艺报》发表这封信时加的支持这封信的编者按语,都是当时该刊主编冯雪峰撰写。’——经查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冯雪峰写该信时为1951年6月10日,当时他在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并非《文艺报》主编。1952年1月下旬,冯雪峰才兼任《文艺报》主编,至于‘支持这封信的编者按语’,是否为冯雪峰所写,我们还未找到证据确定,但按冯雪峰任《文艺报》主编时间推之,似乎不大可能。” 

    为了弄清楚这个说法的来源,便翻找写这本文学史时做的笔记、卡片,却一无所获。我最早是从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中知道“读者李定中”是冯雪峰的。但“思潮史”只是说“发表时编者加了基本肯定的按语”,并说“后来《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在文章中(见1951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承认该文和编者按语都有‘缺点’”(《中国当代思潮史》第85页),并没有说按语出自谁的笔下。况且,我在《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中,在所列的1949到1966《文艺报》编委会组成的表中,也明确标出冯雪峰担任主编,是从1952年第2期开始,在此之前的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只要做必要的核对,不难发现这一说法的疑点。更加糟糕的是,编者按是冯雪峰撰写的说法,还写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第24页),《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中国当代文学史》(韩国比峰出版社2000版,第52页;该书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韩文本)中。这真是让冯雪峰先生“蒙受不白之冤”了!这里,请求冯雪峰先生在天之灵的宽恕,也向这本书的读者致歉。

    

     中华读书报 200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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