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乘坐方舟逃过大洪水劫难的挪亚的后裔，又重树雄心，要建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不料神耶和华出来捣蛋，搞乱了语言，让世人言语不通，结果塔未建起，城也未建成。后来，巴别塔就成为混乱的符号，尤其是语言混乱的符号。
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百年史，就是建起的半截子巴别塔。
翻译的主要功用，自然是解决言语不通的问题，按说也就能破除耶和华的神力，从而保证完成前人的未竟之业，但是通天塔何以才建起半截呢？这同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实际，恐怕有直接关系。
一百年来，外国文学翻译的状态，在我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几乎无一例外，译者重实践而轻理论，至少先实践而后理论。翻译成名之前都多多实践，成家之后才稍微谈点理论。如提出翻译标准为“信、达、雅”的严复，主张翻译应当“神似”的傅雷等，都是先有了实践而后立言的。
然而，译家立言，也不失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同历代的诗论、画论以及文艺论述一样，多为语录体和小文章，即有感而发，以独自的心得立论，围绕着一己的主旨命意，发为散体杂谈。而且有趣的是，论翻译的文章，不仅套用前人的语录体，有的还干脆借用古代文论的关键词，如傅雷的“神似”说，就是诗论的“神韵”和绘画中的“神似”的直接摄取；再如钱钟书所标举的“化镜”，则大约受王国维“境界”“妙境”说的启发，引自佛经。
我本人也不例外，迫于在大学教书和科研的任务，写了一些论翻译的文章，同样效法前贤，从王夫之《斋诗话》里拈出“以意为主”来，以标示自己的翻译主张。全句引语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强调的是作者的本情原意、原作的风格特点等大局，对翻译中文字处理的统领和制约。
这样产生的中国翻译理论，就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就是同根相斥，各执一家之词，难代各家之言，就连翻译的基本标准，争论了几十年也未达成共识，怎么还能联手共建一种系统的翻译理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卓然成家，提出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建立一个翻译学体系者，在我国尚不见其人。
那么，如何对待从国外介绍进来的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呢？中国的翻译家们大多是敬而远之。总括来说，中国的翻译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而西方的系统翻译理论是研究的成果。道不同不相与谋。外国翻译理论大而全，很难让人抓住要领，更谈不上指导翻译实践了。反之，中国的翻译理论虽不成体系，但更讲实际，进可立言，退不失据，心里踏实得很。这是我国翻译家硬气的地方。
实际上，中国有经验的译者心里都有一笔账：一部翻译作品的优劣，并不取决于其遵循的是什么翻译理论和原则，而是取决于，仅仅取决于译者的整个功底和水平。换言之，译者有多深厚的功底，对文学作品和两种语言有多大把握的能力，就能拿出多高水平的译作，基本上同翻译理论没有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却是逆向的：从一部基本上得到公认的好译作里，能引出实例证明截然相反的翻译主张。
这种逆向的证明就造成两种后果，或者说加剧了两种已经存在的现象。一种是成名翻译家之间在理论的主张上永远的“巴别”，另一种是中国的翻译理论和西方的翻译理论之间即使不是永远，至少也是长久的“巴别”。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的翻译界，历史地形成了名译家本位，只因名译家能拿出好活儿来，也就叫得响，主张点什么才会有人听。这种本位，可以用这样简单的公式表述：名译家≥译作≥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对名译家及其译作的依赖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翻译理论的权威性，也就依赖名译家的权威性，从而形成了多中心的中国翻译理论。每个中心都有向心力，不会被兼并而消失；而且随着新的名译家的出现，又会增添新的中心。
外国文学今天在中国出版繁荣的景象背后，掩藏着翻译理论的尴尬：多权威而无权威性。举近年翻译界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为例，1995年，在《文汇周刊》展开了关于《红与黑》多种中译本的讨论。译者都是名家，名气也分不出太大的仲伯，这就注定一次大规模的专题翻译讨论，在翻译理论上不会有多大建树。果然，那次大讨论在理论上的最大作为，就是把多种译本归纳为两大类。倒是本题之外的收获更大，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一部外国名著，可以有不同风格的译本共存，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从而激发了更多的出版社和更多的译者，投入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和出版中来。顺便指出一种现象，近年来在报刊上大量发表的论翻译的文章，大多是功利主义的命题之作，为某些出版社做宣传，就更谈不上翻译理论的建设了。
中国的翻译论著在理论性和权威性上的欠缺，也就给了外国翻译理论向中国进军的机会，就像跨国大企业进军中国一样，大有抢占阵地，操纵话语权之势。一些人（多为海归派）就想借外国翻译理论的优势，在中国翻译这个大市场立足，但是由外国理论指导下翻译的佳作，一时尚难出现，一味洋化而不做本土化的努力，恐怕也要像某些外国公司一样淡出中国，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翻译这一纯粹沟通语言的领域，却变成了修建巴别塔的工地，怎不令人深长思之。
李玉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译著五十余部，一千万字以上。主要有：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小说《幽谷百合》和戏剧，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一生》、《羊脂球》等；《缪塞精选集》、《加缪全集》中的《戏剧卷》，主编《纪德文集》五卷等。
《北京日报》2003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