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载人航天的21个小时——3个人的20年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引发了图书的出版热潮。正像一位作者所言,为了这最后的21小时,很多人守候了20多年。航天工作者们如是,有些书籍的出版也如是。经历了20年的岁月磨洗,文字中渗透出的不仅是沧桑的痕迹。

一个作家的20年:航天事业的文学轨迹

10月15日,“神五”成功发射的日子。

在从酒泉发射基地赶回北京航天城控制中心的途中,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作家李鸣生不住口地向别人通报着发射成功的喜讯。这时,一个电话打进来,向他报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告诉他:“您的航天系列作品之五——《风雨长征号》今天正式出版了!”

“我当时也非常激动,因为我写航天题材的作品,至今已将近20年。我感到在这个日子出版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 李鸣生说。

他曾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过兵。青春时代的理想与打山洞、修公路、拉沙子的经历在他的创作视野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自1984年第一部中篇《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发表后,他一直在创作关于航天题材的报告文学、小说和电视专题片。几次前往发射现场,亲历动人时刻。在“神五”发射时,他是现场唯一的一名作家。

自1991年以来,陆续写成了“航天四部曲”。在这个系列中,他用文学的笔触记述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初立项到90年代发射卫星这一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到世界的惊心动魄的历程。其中,他采访了参与工程设计的所有专家。更因为他很早就关注航天领域,不少后来被媒体争相报道的科学家的形象早就出现在了他的作品中。像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早在接受表彰的8、9年前就接受过李鸣生的采访。而有些一心做事、谢绝媒体的专家也被他几次三番的请求所打动,向他敞开了大门。

刚刚出版的这部《风雨长征号》则记叙了中国“长征号”火箭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的风雨历程。尽管不是直接写“神五”,但正如该书封面引言中所讲:“没有‘长征号’火箭,就没有‘神舟号’飞船”。正是因为“长征号”火箭把“神五”送上了太空。而且,火箭发射的经验成为了“神五”上天的宝贵财富。

“中国人是最忌讳写失败的,”李鸣生说,“但是,是否应该写失败,我们是否愿意面对失败,这就一定要有批判、反思的意识。但同时这又涉及到很多部门,怎样处理好这个‘度’就是个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反思的力度和深度。”虽然“长征号”火箭把“神五”成功送上天,但是火箭研制过程中经历了1996年连续两次大爆炸。通过对此的反思,航天界重抓质量,提高了火箭的可靠性,这才有了后来连续25次成功发射。这些,李鸣生都写在了书中。他说,共同用笔记录中国航天事业的有很多记者。但是对于作家而言,价值就在于更多地对历史进行新的思考,“记者贡献新闻,作家贡献思想”李鸣生说。

一个导演的20年:最宝贵的“断章残片”

和李鸣生的笔耕不辍相比,叶永烈和他的《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简直就像他原来写的科幻小说那样充满了惊喜和传奇。

今年8月,叶永烈接受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采访。和很多普通读者一样,电视台的两位记者也只知有著名科幻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却不知道他还曾经是一名电影厂的编导,更不知道他还曾获得“百花奖”。当得知他曾于1979年拍摄了一部关于载人航天的电影后,两名记者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部电影。

“但是时间太久了啊,我曾经打电话到上海航天局去问,人家说早就没有了。正片在北京的保密库中。20多年过去,早没法找了。我又查了自己的存档记录,发现连底片都没有了。”叶永烈告诉记者,当他都相信找不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我想起当初在修剪影片时,曾经剪掉过一些镜头,”叶永烈先生说的是所有镜头拍摄完成后要把每个镜头剪到适当的长度,大约要在一个镜头的头部和尾部各剪掉十几格的画面,“一般情况下,这些部分没有用,当时就应该烧掉了。但是我那时候总觉得烧了可惜,就把这些废胶片带回家保存了起来。”

对照这些记忆的碎片,叶永烈先生“按图索骥”,居然在自家仓库里翻出了这个封存后就从未打开过的纸箱子。撕掉封条,躺在干燥剂中的胶片居然在历经20多个上海黄梅天之后又完好无损地映出了上世纪70年代的影像!

《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中的大部分照片就来自这些“断章残片”,还有一些照片是当年合作的摄影师鞠浪先生提供的,另外还有一些叶永烈在前苏联、美国采访时拍摄到的航天飞机、航母的照片。

当然,“秘史”并不仅仅是指书中图片的来历很神秘,还因为那些胶片中的内容没有在全国公映,甚至在分工明确、保密性强的航空航天工程中,连一些部门系统的高层领导都没有见过。叶永烈先生特别提到的三张照片,都是跟航天员的服装有关的。一张是当年几位裁缝正在为航天员做太空服。裁缝背后是没有上袖的半成品,挂在那里像一件马甲。另一张是裁缝在缝手套。第三张是制作航天员的头盔,师傅正在用螺丝刀向里面拧螺丝。“看完这些真的可以感觉到中国的载人航天走过了漫长、曲折、艰难的道路啊!”叶永烈说。

一个记者的20年:双重身份的“天”之骄“女”

在目前面世的关于载人航天的书籍中,《放飞神舟》是文字最少的一本。“出版方从定稿的18万字中又拿掉了10万字,只保留了最精华的8万字”。该书主编、《中国航天报》总编辑石磊女士告诉记者,就是这样一本“轻薄”的小册子,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哈萨克、维吾尔和盲文这三种文字,译成蒙古文和朝鲜文的事也在商谈中。

“因为航天虽然是技术性极强的内容,但经过我们‘转译’已经非常科普化了。所以再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也比较容易。”石磊女士和其他三位编者都是《中国航天报》的资深记者,她从1986年进入报社,报道航天领域的工作,至今已近20年。因此《放飞神舟》一书主要是记者视角,而且书中200多张图片大部分是她们亲自到现场实地拍摄的,不少都曾经是内部资料。在写作过程中,她们还参考了从70年代立项开始的大量尘封档案,请教了许多老专家,在有限的文字内尽量还原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走过的历程。

不仅如此,她们身份的独特性也使得书中有了不少独特的内容。因为是《中国航天报》的记者,她们具有了记者和现场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她们可能是实验队队员,也可能是飞行大队的女队员,这能让她们比一般记者提前一到两个月进入到发射现场,更深入地进行报道。而且,由于条件艰苦,回收场除了她们有限的一两个人之外,“至今还没有一个女记者去过”。

尽管作为女性,她们的“活动范围”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但这却带给《放飞神舟》一种独特的女性细致、温馨的眼光。除了大事纪以外,泛着金属光泽的航天员生活在她们眼中留下了“布置小家不容易”、“恒温卧室”等记忆,对于仪器操作,她们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专为航天员粗大手套设计的间距很大的键盘、预警系统使用女中音、字体不用黑色以免加强航天员心理压力等内容。或许有些20年“女性航天史”的意味吧。(文/本报记者 于 彤)

《科学时报》200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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