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关系，我有幸走进了巴老的家，目睹了在家养病的巴老在客厅里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友人。每次，他都不坐那把惯坐的高靠背椅，而与客人们同坐在起坐不便的沙发上会谈，还拄着手杖同大家站立在一起合影留念，始终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会见结束时，他迈着病腿，走下台阶，把客人送至门口，微笑着握手道别……我想：真挚的感情是相通的，亲身经历过此情此景的人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已把这美好的一刻深深地留存在了心间。

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了，出门只得靠轮椅了，手也抖得厉害，连握笔都觉得困难。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不便，写字很吃力，精力体力都在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尽管体力不支，他还忍着病痛坚持把有着上千万字的《巴金全集》（26卷本）清样全部校阅了一遍，接着又把译作经整理后出版了《巴金译文全集》（10卷本），还为每卷写了序跋。这对一位时年已九旬的老人，所花出的心血和遇到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1994年，巴老为早日出版《巴金译文全集》，他不顾劳累加点加时地校阅译作，后终因积劳成疾突患胸椎压缩性骨折被送进了医院，从此，华东医院和杭州的西湖成了他晚年人生之旅的两个驿站。虽然靠药物维持着他的生命，但他始终同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在一起跳动，所以他的心仍保持着不泯的童心，在探索着新鲜事物，在追求着人生的乐趣。当他的体力行将耗尽时，便默默地做着心中想做的事，他一次次地向社会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用行动关心着贫困地区的孩子；关心着下岗的职工；关心着遭受灾难的灾民。藏书，可说是他一生的爱好，他为了让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文献、资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分门别类整理好后分期分批的捐给了图书馆、档案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以证实曾向读者说过的“散布知识，散布生命”的话。晚年，他还向有关部门呼吁：关心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为香港回归而欢呼；为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而奔走呼号；也为文学事业的发展而摇旗呐喊……我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关心巴老的读者是多么想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哪怕能获得片言只语也是莫大的欣慰啊。人们只知道巴老晚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也很少有新的文字发表，偶然在报端见到的也只是记者介绍巴老在病中的简单文字，读者无法更深地了解巴老究竟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渐渐地，我感到有一种历史责任降到了我的头上，深感这责任重大，这责任又是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于是，我拿起笨拙之笔，好似记下了点什么，日积月累。将它编成了一份巴老晚年的年表（1986年至今），在文汇出版社将要出版《晚年巴金》一书时一并献给读者，我只求读者在此书中能获得一点有关巴老在病中的一些信息，或给研究巴金的工作者提供一份粗浅的资料。有人说，巴金是海，那么，我愿它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已足矣。（陆正伟）

《新民晚报》 200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