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是米兰·昆德拉的一本艺术随笔集，涉猎相当广泛，从《巨人传》到卡夫卡和海明威，从斯特拉文斯基到雅纳切克，扯开去枝枝岔岔真还不少，经常是讨论着小说技巧突然联系到奏鸣曲的某个结构形式。在昆德拉充满警策之义的训示中，小说和音乐完全是相通的东西——按语义学或现象学的定义更像是一回事儿。所以，他从乐曲中领受的不仅是某种感觉，还有非常实在的可作话语解读的主题和叙事成分。这样他便目光灼灼地发现雅纳切克跟福楼拜的精神联系，以及贝多芬和尼采对体系的一并拒绝。不过，昆德拉的解读不会仅仅停留于文本，他始终注视着艺术的发生和接受的整个过程，他知道需要悉心解读的是艺术的心灵史。可是眼前的情形不能不让人黯然神伤，他所喜欢的那些伟大的作品总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

这就产生了拨乱反正的精神诉求。

关于卡夫卡遗著被整理出版的事件是本书重要话题之一。卡夫卡生前曾留有遗嘱要求毁掉他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和其他私人文字，但他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偏偏把这一切都给公诸于众，这是昆德拉的书名中采用“背叛”一语的来由。说到一手打理这事情的布洛德，昆德拉非但不像一般读者那样心存感念，反倒表示出近乎愤慨的谴责，因为布洛德通过自己的整理“重塑”了卡夫卡及其作品的形象，而他所作的一部以卡夫卡为原型的传记小说更是把作家描绘成“我们时代的圣人”。所以，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布洛德的一切操劳只是把卡夫卡给“卡夫卡学化”了，并且以那种“被阉之影”遮掩了卡夫卡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真实世界的游戏精神。昆德拉讥嘲布洛德“媚俗化”的美学趣味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他对整个事情所表示的忧忿似乎言之过甚，被抹上“卡夫卡学”色彩的卡夫卡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后世的读者，显然不难分辨，至少昆德拉自己就没有被布洛德牵着鼻子走，而想来世上更不只他一人慧眼识才。不过，昆德拉毕竟机智，文章一路下来辩赡有序，亦极富文采，只是给人一种过于挑剔的感觉。

昆德拉的挑剔有其不可辩驳的理由，那就是维护作家、艺术家们精神权利的权利。书中采用“精神权利”的字眼，跟通常所说“著作权”、“知识产权”之“权利”虽有关连，但它强调的是非物质一面的价值。在昆德拉看来，哪怕是通过微不足道的形式感表现出的个人癖好，也是某种个性存在，甚至可以上升到美学的“孤独之境”。倘若抹杀这种精神权利，那就等于替文化庸俗主义乃至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所以，他不仅强调作品的内容、风格和行文习惯必须得到尊重与维护，而且还关注着出版物的标点符号乃至版面编排上的诸多细枝末节。譬如，某个卡夫卡作品法文译本的一段文字比原文多加了一个分号，他即认为“这一停顿（尽管从句法规则上看是正确的）扼杀了卡夫卡的气息”。至于文学翻译和乐曲演奏这类具有“二度创作”性质的工作，看着不顺眼就成了找茬的对象，像伯恩斯坦演绎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便是被他斥为“庸俗化”的例子。那部交响乐的一个抒情片段中，伯恩斯坦似乎没有意识到昆德拉所说的“旋律的抒情性与节奏之间的张力关系”，而是做了“散板化”处理，这下便惹得昆德拉唧唧歪歪浑身不爽。在所有涉及审美解悟问题上，昆德拉反复提示读者警惕形形色色的“媚俗化的阐释”，书中举述某个美国教授对海明威小说《白象似的群山》过度阐释一例，言语中自是充满捶胸顿足的痛感。那套学院派诠解确实很有痴人说梦的意思，然而它所代表的正是文学艺术的当下生存之道——许多情形下，作品的生命只能在偏离艺术原旨的道路上得以延续。昆德拉自己也非常明白，那些遮蔽“真实”的世俗之见都是“来自集体无意识的诱惑”，“是一种永恒的社会需求”。

当昆德拉再三强调原创者的“精神权利”时，他未加细审的一点是，伯恩斯坦对《春之祭》的处理方式是否也属于他自己的“精神权利”，而那些善于穿凿附会的文学教授是否也有痴人说梦的权利？创作是一种自由，接受过程的审美活动同样也应该是一种自由。然而，昆德拉并不承认后一种权利，这就把守护艺术的精神权利变成了排斥异见的话语权力。从本书的许多议论中可以看出，面对一切被篡改、被背叛或是被颠覆的艺术原旨，昆德拉几乎怀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与此相偕的则是深刻的恐惧和敌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经学中的古今之争，联想到古代继承权的嫡庶之分，联想到若干思想和主义的正朔之辩，那种凡事都要正本清源的思路实际上隐隐地抓住了传诸久远的话语霸权。

昆德拉的艺术见解的确富于哲趣，尤其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当今更加值得重视。可是，在那种高雅趣味的背后却实实在在有着一扫天下的高傲与自负，不由自主地向人展示艺术如何成为精神奢侈的心路历程。这里称之“精神奢侈”，还由于他不屑顾及这样一些并不复杂的辩述——文学艺术一经与传播发生关系，是否有可能保持其原生状态，以及原创者是否有权规束解读者的精神路径，等等。艺术的孤独也许是一种至境，但它永远以世俗的喧哗为背景，不可能也不需要用自己的精神权利去支配大众。事实上，个体的精神权利与文化专制主义之间历来存在复杂的共谋关系，这种权利若是被崇奉过头，反过来也很容易成为个性的桎梏。作为文化精英的昆德拉大概不愿意思索这些问题，他困扰于芸芸众生的集体话语带来的压迫感，亟欲挣脱个性生存的困境，于是步履匆匆地走入了他自己所说的“雾中之路”。

（《被背叛的遗嘱》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上海译文社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