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手抄本《少女之心》重现 真伪之争难平

一本号称“曾经是受到严加查处”的手抄本小说即将上市

一本名为《少女之心》的新书即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预计明天在北京的书店上架。由于“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在人们心中被定性为“黄书”,知名度颇高,此书出版的消息一经爆出,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声音,而且针锋相对。

出版人白士弘:这个版本有删节

“《少女之心》的原作者现在还没有找到。”该书出版人、文华图书在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昨天接受采访时说。据悉,《少女之心》的样书在2004年1月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出现,有不少书商下了订单。

2001年初,白士弘出版了收录7个手抄本代表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不久,一位长期研究“文革”现象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找到白士弘,拿来几年前在书摊上买的一本《少女之心》,请他帮忙鉴定真伪。

白士弘介绍说,叶凤英拿来的这本书没有乱七八糟的内容,都是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和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白士弘注意到,流传着的多个《少女之心》版本,情节雷同,都是以“黄”取胜。白士弘猜测,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少女之心》,也许就是原作者多年后想澄清自己所做的一次努力,也许这个本子就是《少女之心》的原始版本。于是他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

“许多人看过或知道《少女之心》的手抄本,但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是怎样的。”白士弘解释说。这一版的《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原来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书中曾有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的一段。后来的书是从这个枝节生发出来的。”白士弘说。这个14万字的版本,是在传抄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增删、改写、润饰逐步形成的,他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对一些在性方面过于细节的描写也有所删节。

正方摩罗:此书大致可视为当年手抄本《少女之心》堪比食指觉醒之作

为该书写序的学者摩罗昨天接受电话采访时认为,《少女之心》不能被看做是“黄书”,也不是“毒草”,这本书的出版,有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作用。“如果说所谓黄书,指那些以性的角度来写的书,在描写性上比较大胆,那么《少女之心》也难说不是黄书。但是,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艺术代表人类的幻想,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表现性,都无所谓是黄色”。

摩罗说,“文革”后期,他上中学的时候,只看到过《少女之心》手抄本的片段,一万字。现在出版的这个稿子,是经过“文革”后加工的,要想由这一稿领略当初的面貌恐怕比较难,但他对这本书抱以肯定的态度。“‘文革’后期,有一部分人逐步摆脱‘文革’渲染的氛围,想到一些在‘文革’主流话语之外的问题。有一批写作者,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些想法,比如黄翔、食指、芒克、北岛等人。《少女之心》是一个佚名之作,这个作者也是非常有觉悟、有眼光的一个人”。摩罗认为,如果食指等人被看做是觉醒者,那么《少女之心》的写作者也绝对是一个觉醒者。“他对‘文革’时期对人性的扭曲看得非常透彻,于是用自己的创作来反对、打破这种不能直面人性、直面性爱的禁区,其实是表达当时人对冲破精神束缚的要求”。

“虽然现在这个文本有更改,人物的名字有变化,但立意是一样的,所以大致理解为是一个东西。”摩罗说,在没有充分考究各种文本的异同的情况下,他只能针对现在看到的这个文本说话,“这本书的写作者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与食指等那些现在人们非常尊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当初让摩罗来为这本书写序的时候,他感到很高兴。他可以先读到这本书,了却了一个心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得太晚了,应该在‘文革’结束时就出版,但因为历史原因,那时候没办法出版。我觉得,最好是按‘文革’流行的原貌出版,不要经过‘文革’之后的加工。但现在经过20年的流转,加工的程度是多少,已经很难判定”。他还指出,“应该让现在的读者看到,‘文革’期间的一本畅销手抄本是什么样的面貌,还历史本来面貌。尤其对当初和这本书有过关系的读者、听说过它的人来说,也是了却一个心愿。”

反方祁泓:此书根本不是当年手抄本新《少女之心》不该先斩后奏

又有人打《少女之心》的主意了。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大约5年前,在深圳有人盗用某出版社名义出版过《少女之心》。

让我们看这次的宣传“攻势”:说是“文革”中的“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允许出版,万事皆备了———让读者“翘首以待”;说是出版者正在“苦等”原作者现身,好向她支付稿酬,以示“尊重”———表明出版者很正派;说这本《少女之心》的底本是一个研究“文革”的外国女记者从书摊上买来的———真实而有价值;说之所以要出版《少女之心》,是要“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出版目的很崇高……

不过,一看有关报道中的内容简介就发现,即将出版的这本《少女之心》,与5年前深圳出现的《少女之心》倒是很相似,而二者跟“文革”“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根本不是一回事,无论人物、故事和背景都没有一丝关系,这一点,当时的深圳记者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在当年的深圳街头,这本《少女之心》是翻的人多,买的人并不多。

当年深圳出现的《少女之心》还不敢与“文革”“黄书”画等号,这次却直截了当地说,即将出版的《少女之心》就是“文革”中的“黄色”手抄本、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既点出了“卖点”又“歌颂”了出版政策的宽松。而且巧妙地说,这次出版的是一种原始底本,而“文革”“黄色”手抄本就是从它这儿“演绎”过来的,就好比《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一样——既划清界限又藕断丝连。

有关报道中说,书中的主人公是有原型的,这位原型还在,她就是原作者本人,而且出版者正在“苦等”原作者。说不定,书出版后不久,还真的站出一位“原作者”来,与“尊重”著作人权利的出版者相见,故事又有了可以继续的理由。

自称“尊重”人的出版者似乎忘了最应该“尊重”人的一条出版法规。既然认为原作者还在,那么在未找到原作者并取得她同意之前,谁给了你们先斩后奏出书的权利?即使原作者已不在人世,她又没有任何继承人,也要她去世50年后才能“公共”使用她的稿子。这书出得是否太心急了点?(陶澜)

《北京青年报》2004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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