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木偶奇遇记》、《彼得·潘》，创作《“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文学名家人生简单

任溶溶

1923年生于上海，1945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9年后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

曾用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同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翻译作品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柳树间的风》、《随风而来的波平斯阿姨》、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创作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我妈妈的故事》等。

■记者手记

任老先生今年八十二，言语中爱运用的句式是：“我最喜欢什么，我最佩服谁，我最害怕……”

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我拿出《棉球方块历险记》玩偶向他炫耀，他眼神呆了一呆，一下子就说出了电影的名字。须知，连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美国动画片。

他在送给我的书上签名：……任溶溶于上海家中椅子上面。

他住在一间住了五六十年的老洋房里，有一次听说这片房可能要被拆迁，他跑到好友、翻译家草婴家里大哭一场，他说他只会在草婴面前哭。其实他工作生活的那个房间好像连窗户也没有。

他说他感谢《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和侦探小说一直难入大雅之堂，《哈利·波特》给了文学一个冲击，儿童文学家成为大富婆的只有J·K·罗琳，连大文学家也要眼馋啊。

他希望中国最好有出版社重金悬赏翻译《爱丽丝漫游记》，因为这本书中文字游戏多得不得了，太难翻译了。

色彩鲜艳的衬衣，充满生机的植物，恰是一位在童话世界遨游半生的老人最好的陪衬。特约记者彭辉摄

小时最爱《济公传》，不爱看《红楼梦》

我4岁启蒙。一清早四五点钟就被家人从床上拖起来，头上盖一块包袱皮，堂兄抱着我到老师家里去。先向孔老夫子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学名叫“任干强”，还教了我几句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我在“文革”时自我检讨名利思想的根源，说我四五岁受孔孟之道之害。

我的前一辈是从旧学开始，在我那一辈已经提倡新学，但我父亲虽然是开店的商人，却爱“附庸风雅”，结交了很多文人。正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家里接到黑社会的恐吓信，我就被家人送到了广州，读了三年私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了。

我不识字前读了大量连环画，等到识字后，看了很多章回小说，小时最爱《济公传》，大概我小时就爱滑稽。

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不爱看《红楼梦》，我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我就不看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读那些翻译过来的书，译者翻译得越卖力，我读得越吃力。我读罗念生的《希腊喜剧》和《希腊悲剧》，一字一句地读得特别认真，结果上了当，越读越糊涂。

因为它的注解特别多特别长，而且全都在书的后面，我前翻翻后翻翻，读了注解就忘了故事里面讲的什么。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

过去我总是讲母亲，不大讲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抱过我。老式的父亲回家问一句：“孩子好吗？”“好。”那就没他什么事了。

而且我父亲当时更疼爱我哥哥，旧社会都最爱长子。

父亲看戏或者旅游都带哥哥去，我奶妈觉得我父亲太偏心，但我不吃醋，我也爱我哥哥。我写过一首诗歌《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起因是父亲带哥哥去普陀山不带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又说：“你长大了啊，在家要听话。”我觉得很好玩，人忽然很小，忽然又可以很大。

我还写过《大人有时候也很狡猾》。广东人喜欢饮茶，但实际上广东人最不会饮茶，就会吃。大人带孩子到茶楼去，大人先给我们吃便宜的包子，然后等到上高级点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坐不住，到处去玩了。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终究还是父爱。我现在住的房子是1942年父亲为了我去大学方便用金条顶下来给我和母亲住的。我一开始工作，他就说：“现在母亲让你养了。”实际上他还是暗中贴钱给我母亲。

我的父亲活到90岁，母亲活到98岁，假使我对她更孝顺些，她应该活得更长寿。

其实她是个爱交际的人，但我整天让她待在家里，她只好听我的，这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

改名任以奇，当了半年新四军

1940年，我念到初三时，决定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防止家里人找到我，我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这次行动是文化部原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益带我们去的，他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

那天一大早，我把书包放到我的同学草婴的家里，晚上到外滩坐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苏北。我记得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

晚上我们就已经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四处刷着标语：“当兵要当新四军”。

我在那儿待了半年，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在部队教唱歌，给他们布置俱乐部，编辑《战士报》，宣传新四军思想。半年之后，因为生病又回到上海。

1947年的时候，上海的公司纷纷搬到香港，父亲也有这个想法，而我是惟一一个可能继承他事业的人。但我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不想让他把资产移到外地，所以我们就一直留在了上海。

母亲叫我“脱底棺材”，花钱一分不留

我很爱吃，说起吃，我太有得说了。但是一说又得说到“文革”，我们老年人老是批评“文革”。“文革”前上海的饭店我都吃过，一个星期七天，我吃两天广东菜，接着是京菜、西菜、本帮菜轮番去吃。现在的上海餐馆比不上从前，以往的人想当厨子，得当好几年的徒弟。但“文革”中把师父都拉出去批斗了，怎么还可能教徒弟？厨技都失传了。

“吉美”曾经是上海很好的一家餐馆，是一个美国人开的，公私合营的时候，美国人回国了，店也不要了。店里职工把它承包下来，成为小业主。但是后来改造小业主，结果一个很好的厨师摆摊帮人炸大饼油条，我一直吃他做的菜，他是经历了多少年才学会这些厨艺。我特别替他可惜，也替国家可惜。

母亲叫我“脱底棺材”，意思是说花钱一分不留，有点钱就呼朋唤友地请客，一进餐馆门就忘乎所以。“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看到我的存折上只有1块多钱，以为我转移了财产，还开会把我押到凳子上批斗。因为我那时候的工资有140多元，算高的了，而且我还有译书稿费。前几年还有一位老同事跟我说：“那一回你装得真像。”我说我真的是把钱全花光了。我过去总觉得“千金散尽还复来”，现在老了，知道钱不一定会再来，不敢乱花啦。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斯尼

我现在也很惊讶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书，不过这是因为我翻译的都是很薄的儿童读物，人家的一本书，我可以变成100本。

其实我最早动手写东西并不是儿童作品。刚回到上海时，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之后很感动，就把它改编成剧本，它讲的是一个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我还用上了我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我的剧本也烧掉了，烧掉之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

我要感谢姜椿芳先生，时代出版社成立之后，他知道我曾经跟草婴学俄文，后来又找老师学过，就要我翻译俄文书。然后，有一个编《儿童故事》的同学知道我搞翻译，就向我约稿。我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书，看到迪斯尼出的书，觉得它们画得太美了，我就买回来，陆续翻译，越译越觉得有意思，我很感谢迪斯尼。

1949年后，我就好像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但在“文革”前我翻译的一直都是苏联儿童文学。按照欧美的观点，苏联儿童文学在过去是政治工具。但我还是觉得苏联儿童文学是很有成绩的，因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创建有一个很好的开山祖，就是高尔基。

最初，我是搞创作的，不过吃了大批评。我写《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讲的是哥哥打妹妹的头，把妹妹打哭了，妈妈要忙着照顾小孩子，所以没有去学习，几个孩子决定以后不吵闹了，让妈妈去学习。少年报社把我叫去，勒令我检讨，说这首诗登出来之后，有老师写文章提意见：“儿童队员怎么能打妹妹？”那时是只要有意见你就得检讨。

最得意的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

我感到最得意的一件事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你说儿童文学没有教训，这本书里全是教训，比如：病了要吃药，不吃药会死掉，死了抬出去；不能说谎话，说了鼻子要长长……但是它的故事太有趣了。

有一句广东成语，对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文的，我学意大利文是在“文革”初期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觉得很快乐。我很狡猾的，那时我借日文书就先借革命日本作家的书看。这两门语言到后来都用上了。

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对我一生是最大的幸运。我的性格深刻不了，干别的工作不会像做儿童文学工作那样称心如意。我爱看喜剧，越来越不喜欢看悲剧，现在连卓别林的电影我都不愿意看。

悲剧可能更接近现实吧，但让别人去写悲剧吧，它不关我的事，我总希望团圆。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苦难他们将来会受的，不要让他们小时候就对人生充满恐惧感。

我不想返老还童，我才不要当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不快乐，没有我小时候快乐，被管得太死了，各种功课我想想都害怕。现在每个孩子好像都要成龙，哪有那么多龙？我觉得一生就要快乐点。

口述：任溶溶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