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读蒋寅同志的《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才知道，我的上述看法与当今学术潮流是同趋的。蒋文说：“20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朝社会生活史、风俗史，进而向以心态史为中心的精神史研究转向。可以说是20世纪史学最引人注目、并深刻地影响到新世纪史学潮流的学术趋向，就是对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的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在作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注意到：士的精神安顿、精神解放问题，是《儒林外史》深层关注的中心。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注意把读书与做官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被捆绑在统治者的战车上。“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仿佛天经地义就是读书人的正路。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请看他对举业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祭起“做官”这个法宝，使读书人依附自己，乖乖地做自己的奴才。《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统治者的制度、政策、功令进行诠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失去了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你看马二，只会用奴性的思维模式思想，只会用奴性的语言“代圣贤立言”。他开口《孝经》，闭口“曾子”。他批八股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前者是《朱子语类》，后者是朱熹的《四书或问》——总是跟在官方哲学朱学屁股后亦步亦趋。他著书就“著《春秋》”，读史就读《纲鉴》。他解释《诗经》，只知道遵照官定的举业读本《永乐大全》，他赞叹风景，只知道引用《中庸》里“载华岳而不重”之类的现成句子，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语言是思想的家园，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他哪里还有自己？哪里还有活人的生动情趣？任何“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他都绝对排斥，以防“坏了心术”，他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就这样他养就了十足的奴性，成为封建统治者恭顺的奴才。

    正是痛心疾首于“马二精神”，小说第49回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这两句话，只有明白了前述朝廷正是靠“功名”、“做官”羁縻读书人的大背景，才能拈出它的份量。“马二精神”所体现的朝廷功令，就是要用“功名”、“做官”统驭一切“学问”，窒息一切思想生机，使读书人尽日“揣摩”统一于官方哲学。如何容得在朝廷功令之外再讲什么“学问”？那岂不是叛逆？

    实践这种叛逆的，首先是“作者自况”的杜少卿。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他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常翻朱说，如朱熹《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他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学术上说，他是在提倡学术中的知性主体精神，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从前述背景看，他是在实践“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要摆脱朝廷功令的羁绊，冲破“泥定”朱学的文化专制主义，通过独立的学术，培育独立的人格，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进而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又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被蒙着眼，没日没夜地推着磨走圆圈。离乎此，他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境界、还有什么别的价值。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独嫉时文士如仇”。臧荼像马二一样，对他说举业的好处是可以做官。他嘻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执意不受朝廷的牢笼，声称自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俗称四不像，是草野惯了的野生动物，当然不愿被套上笼头，不愿被圈养，只求保持自由自在的生活和习惯。辞征辟后他索性连秀才籍（周进可是因未得秀才籍而撞号板的）都抛弃掉，再不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挣脱各种“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是挣脱名缰利锁、精神获得解放之后的高兴。“做些自己的事”，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他热衷于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着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装病不应征辟？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只有从摆脱封建统治的羁縻、追求独立人格的角度，才能理解这段话的积极意义。他虽不是那种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代序幕的完整意义上的“新人”，但他是敢于逸出文士正途、傲视礼俗庸议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者。在南京游览姚园，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可见他对妻子说的“同你出去看花吃酒”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乐，而是带有明显挑战意味的举动。五四时代女作家冯沅君先生写她与丈夫同行，被世人侧目讥笑，何况在吴敬梓时代。杜少卿的挑战行为冒渎了那个时代行之已久的“体统”，背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他才不像马二那样严守“男女大防”“非礼勿视”，到了妇女群前，“低着头走了过去了，不曾仰视”呢，他颇有一股“豪杰”情怀，夷然不顾窃窃私语，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把“人的自由的自觉活动”视为人的最高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资本论》）。江泽民同志2001年的“七一”讲话继承发展了这一观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与经济、文化发展同步进行的历史过程。在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人要获得自由发展，精神就要从对封建统治的依附性和奴性中解放出来。这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朱自清先生曾说：“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并说这表现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五四之前一百多年出现的杜少卿，当然还不是新知识分子，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还没从传统中蜕变出来，但他已经表现出摆脱依附性和奴性、争取精神解放的历史要求，这与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杜少卿以及“市井四奇人”、女奇人沈琼枝的形象，都是《儒林外史》奏出的从传统向现代迈步的前进音符。

    （作者 李汉秋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儒林外史》研究专家）

    中国网 2001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