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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人文话题知多少

思思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最近揭晓,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获得此项殊荣。此次评奖,不像前几届那么引起广泛关注,媒体的反应也很冷静。但此项大奖引出的话题,却颇值得回味。透过文学评奖,也可看到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某种状态。

    评奖的尺度

    每一种评奖都有一个尺度问题,茅盾文学奖从第一届(1982年)起,就贯穿着一种现实关怀的精神。那时的《许茂和他的儿女们》、《李自成》、《芙蓉镇》等,就以现实性很强而引人注意。第二届的《沉重的翅膀》,第三届的《平凡的世界》,第四届的《白鹿原》,在生活上较有厚度,都是难得的佳作。此次获奖的《抉择》也是现实性题材,但《尘埃落定》、《长恨歌》风格稍稍有变,则以文化上的隐喻而备受青睐。不过,历届评奖中,也有些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登上大榜,至今已难能唤起重读的热情。看来,现实价值与审美价值,在此项评奖中存在冲突。在审美尺度日趋多元的今天,茅盾文学奖要做到人人满意,并不容易。

    说到茅盾文学奖,首先让人想起茅盾自己的审美追求。他一生写过多部长篇,对其中甘苦自有心得。茅盾关注的常常是写实主义和典型化的原则,偏爱宏大叙事。后来的评奖者,大多延续了他的思路。那些以非宏大叙事笔法进行创作的人如杨绛、余华,就并未进入许多评奖者视野。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对此一奖项的定位,大概就清楚了。

    这五届评奖,共推出二十二部作品,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它们而不是别的,可以看出文学批评标准在文坛上的一种确立。年轻的读者虽然多已不太关注它们,但对中国千百万的工农读者而言,这种评判标准,是有着一定权威性的。它一定程度,也影响了中国民众对长篇小说的兴趣选择。目前,某些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依然畅销,像《平凡的世界》已再版多次,这确实说明了它的大众性效应。

    不同的声音

    对茅盾文学奖,历来有不同的声音。洪治钢曾著长文《无边的质疑》,对评委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历届获奖作品的评选,与茅盾设立此奖的原始动机存在着一定距离。他认为造成了一种失误,“这种失误并非因为大量优秀的作品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失去了一次次证明自身艺术价值的机会,而是评委们审美眼光的偏狭,缺乏对小说艺术中一些基本常识的维护”。其实,历届评委中,观点也不都太相同。这一次的评委李国文,就很推崇《日光流年》,但此书却未能入选;有评委很看重王蒙的《失恋的季节》,然而毕竟未能赢得多数票。有学者认为,评奖中,民众普遍接受的长篇,如《穆斯林的葬礼》、《平凡的世界》都榜上有名了,漏掉的则是先锋性和十分个性化的写作者。像余华、莫言、刘恒等,似乎一直与此项大奖无缘。其实,像《许三观卖血记》、《苍河白日梦》等,在精神的力度上,并不亚于获奖者,但是,中国普通的百姓,和现在的评委们,其审美的天平,并未倾向他们。

    作家的态度

    笔者寻问了在京的几位青年作家,想让他们谈谈对茅盾文学奖的看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普遍比较淡漠,认为对青年作家,没有感召力。但中老年作家,还是比较关注,觉得像《长恨歌》、《茶人三部曲》是较为出色的,也受之无愧。其实,许多作家,嘴里不说,心里还是很关心的。从前几届作家的反应看,人们把能否获得茅盾奖,与荣誉和成就的认可联系起来。上一届的《白鹿原》获奖时,贾平凹就高兴地写道:

    “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奖,就《白鹿原》而言,它的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证名,从而使生存的空间得以扩大……上帝终于向忠实发出了微笑,我们全都有了如莲的喜悦。”

    记得姚雪垠生前,也曾把自己赢得茅盾文学奖,看成终生荣誉,姚氏在出访外国时的简历上,曾郑重写上“获过茅盾文学奖”。这种荣誉感,在许多作家那里,多少也有过。我们看各省市一些作家获奖后,作协部门的热烈反应,当可见到此奖的分量。

    不过,有一些得奖者,对此看得较为平淡。张洁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的那本《沉重的翅膀》时,认为一部作品写完后,读者的看法怎样,和自己无关。刘心武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这件事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也不大关心……至于上次获奖,那是某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的,至于怎么评的,我不知道。我一个电话没打过,一个人也没问过。”作家的不同态度,透露出个性的差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茅盾文学奖作为文坛一种大奖,像日本的芥川奖,法国的龚古尔奖一样,作家对它的看法的不同,已很自然了。

    现实环境与评委视角

    茅盾文学奖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张平的《抉择》所以得票第一,看来是反映了国人对反腐倡廉的精神需求,其作品被改成电影后,在社会引起较大轰动。茅盾先生生前就关注作品中的现实意义,此次评奖,可说也是茅盾文学观的一种延续。但是这类作品,在艺术上多可商榷之处,与未曾得奖的一些作品,审美上存在差异。茅盾文学奖定位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上,现代主义和一些先锋写作自然不能进入其视界。参与评奖的许多作家、批评家,也均是主张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提倡有强烈时代精神的。这种主张是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我们只要看评委的名单,便可知道其审美的基本定位。以第四届评委的名单为例:主任:巴金;副主任:刘白羽、陈昌本、朱寨、邓友梅;成员:丁宁、刘玉山、江晓天、陈涌、李希凡、陈建功、郑伯农、袁鹰、顾骧、唐达成、郭运德、谢永旺、韩瑞亭、曾镇南、雷达、雍文华、蔡葵、魏巍。这些人员,有的是著名作家,有的是批评家,还有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刘白羽、邓友梅、陈建功诸人的创作经验,基本属于写实主义的;陈涌在50年代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阐述引人注意;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的评介曾走红一时,曾镇南在八十年代因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而较有影响。在这些评委中,年轻一代的作家、评论家缺席,一些走红的作家如莫言、余华、格非等并未吸收进来,另一些颇有冲击力的学者王晓明、陈思和等也与此没有瓜葛。对茅盾文学奖的判断,看来只能从现实主义以及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来对待,超越这个标准,离茅盾文学奖就远了。

    中国现在有许多文学评奖,像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奖,标准与茅盾文学奖,有着一些区别。难怪许多作家对评奖态度不一,本来,大家的创作动机,精神探索是不同的。读者对各类评奖的日趋平静的态度,似乎也表明着大家的成熟。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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