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内确立了“和平议会路线”

    “台独”势力一直存在着派别和路线之争，两“独”“合流”后，民进党内形成了由美丽岛系、正义连线组成的务实派，新潮流系、福利国战线、“台独联盟”则成了激进派。争斗的主要内容之一还是路线问题。在岛内“民主化”、“本土化”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民进党两派主要是激进派不断调整自己的理念，使“和平议会路线”得以确立。这集中表现在民进党“六大”宣言上。1994年4月民进党“六大”宣言称：“过去两年半来，在台湾人民的支持下，我们的党开创了台湾政治发展史上的新形势，通过三次全国性的选举，我们使两党政治的格局成熟，政党轮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宣言提出：“我们将在未来一、二年举行的国会改选、省市长选举、总统的选举中，与国民党竞逐台湾人民的支持”，“以神圣选票使国民党下台”。

    民进党开始转型

    “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民进党转型的主要表现：

    第一、重塑政党形象。民进党自成立以来，以打斗、抗争形象呈现在台湾民众面前。为了适应新的情势，民进党多方退去草莽、抗争的性格，朝理性、务实方向发展，就台湾的各种问题，提出一套较全面系统的政策主张，努力将它重塑成一个“清廉、负责、进取”，有执政能力的竞争型政党。

    第二、“台独”转型。民进党在1991年的二届“国代”选举中，以“建立台共和国”为主要诉求，造成了选举的严重挫败。此后，民进党总结教训，开始了痛苦的转型。其标志是它发表《公共政策白皮书》。1992年9月，该党就两岸关系等十几个方面，以“白皮书”的形式，首次系统地拿出了它治理台湾的“大政方针”，而且“白皮书”回避使用“台独”、“台湾共和国”字眼。

    第三、“亲睦”台湾资产阶级。民进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台湾中产阶级。1994年初开始，它注意拉拢台湾资产阶级，以扩大社会基础。这年2月，民进党公开与工商界大财团举行“恳谈会”，“盼能借由理念的逐步沟通，增进与工商界的相互了解。”。之后又“锁定”工商界两千家大企业，展开“亲睦计划”，“全面动员争取工商界支持”。

    民进党策划、实施全面夺取台湾政权

    先夺权，后“台独”是民进党务实派的一贯思想、路线。1992年民进党在二届“立委”选举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夺取政权的信心，将1993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作为夺取国民党政权的“重要一役”。民进党“六大”当选党主席的施明德宣称，要带领民进党在1999年之前全面夺取台湾政权。为此，它先把力量放在1994年的省市长选举和1995年的“立委”选举上。民进党认为，夺取台北市长、掌控“首都”，形成对省长乃至“总统”强有力制衡，不仅有利于1995年的“立委”选举，还可进而为1996年的“总统”角逐战，创造胜利的条件。

    民进党多方充实台湾“实质独立”内涵

    第一、积极推动“实质制宪”运动。“制宪”是民进党的根本诉求之一，但是在现实情况下，该党采用通过“修宪”达到“制宪”的目的之策略，1994年，民进党借二届“国大”四次临时会进行“第三次修宪”之机，大搞“实质制宪”活动。它以1991年炮制的“台湾宪法草案”为“本”，提出了“单一国会”、“总统制”、“总统直选”、“更改国旗、国号、国歌”等31项“修宪”案。

    第二、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台湾溶入国际社会，促进台湾问题国际化，用多边力量制衡大陆，保障台湾不被中共“吞并”，是“台独”分子的重要政策和策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正在改变，20年前的上海公报已失去了效用”，“争取美国对台湾的持续关切与支持，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是今天台湾自保的唯一办法”。为此，不少“台独”头目纷纷离台到美、日及世界很多地方活动，仅民进党主席许良信在1993年就两度访美。为争取支持的对象不再仅限于西方大国，1993年“台独”势力又提出“联南抗北”策略，企图挑拨东南亚国家与我的关系，争取他们对“一中一台”政策的支持。

    第三、与国民党争夺大陆事务的主导权。民进党认为，在台湾“宪改”之后，“大陆政策将是未来岛内政治的主战场”。因此，民进党强烈要求参加台湾当局负责大陆事务的各种机构，参与大陆事务的决策与研究。

    第四、大力培养台湾民众的“台独意识”。“台独”分子强调要取得民众支持，夺取台湾政权，根本作法是加强对民众的“台独意识”的教育。他们说：“台湾能否独立建国的关键不在中共、不在国民党，也不在民进党，而在二千万台湾人民何时觉醒”，“台湾人民建立台独共识的那天，就是台独运动完成之时”。为此，民进党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台独”理念、“在民众心底播种恐共拒共的种子”、“建立台湾文化，为台独植根”、向群众灌输形形色色的“台独理论”、宣传中共没有能力也不敢打台湾，等等。

    “台独”与“独台”进一步“合流”

    民进党与李登辉为首的“独台”在争夺政权上的矛盾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但在“反共拒统”上，却有很大的交集。在“宪政体制改革”之前，两者的默契、配合是表面的、局部的，之后，就在本质性问题上，“共同打拼”了。

    第一、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台湾独立”是民进党的“理想”，李登辉在权力稳固之后，“台独”面目一天天更像民进党，直至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才得到“台独”分子的赞许。他当时胡诌：台湾自古以来是一个“无主之国”，“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扬言：“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东西”，中共申明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奇怪的梦”。还宣称：“台湾已经向新时代出发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的拼的。如果想起牺牲许多台湾人的228事件，《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李登辉自比台湾人的摩西，要带领台湾人，像犹太人摆脱异民族的奴役、压迫那样，建立“台湾人的国家”。

    第二、搭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架构”。“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式台独”。国、民两党通过几次“修宪”，基本建立起了“单一国会”、“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雏形，从实质上否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初步形成了一部“台湾宪法”。它为在“中华民国”幌子下搞“台独”，奠定了“法理基础”。

    第三、共同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1993年国、民两党在“我们台湾最后必须全力对付中共”的共识下，都参加了有24个单位拼凑的“中华民国支持参与联合国行动委员会”。从此台湾“参与联合国”，就成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展开“务实外交”的阶段性“共同目标”和“首要任务”。

    知识和宗教界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随着台湾“宪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由此带来的“台独”结社自由，大部分躲在幕后、分散在知识界中、早就想蠢蠢欲动的人，走到了台前，组织了诸如“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医界联盟”、“台湾教师联盟”、“台湾笔会”、“台湾历史学会”等团体。他们以“学术”研究之名，行“台独”活动之实。“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也是由大陆籍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宗教界打破了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由纯宗教信徒组成的“台独”组织的局面，由佛教徒组成了“万佛会”，由基督教徒组成“台湾独立安全基督教促进会”，赤裸裸地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知识、宗教界的“台独”组织，不但与其他“台独”组织一起策划、发动“台独”活动，还带头搞“一中一台”大游行等大型活动。这些组织已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力量，对民进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