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激进派的基本情况

    激进“台独”势力主要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台独”小团体联合而成的。它们大多是在1989年“台独”言论和“台独”结社实际上合法化之后成立的。这些组织有的打着“学术”旗号，如以林山田、郑钦仁等为代表的“台湾教授协会”，以李镇源为首的“台湾医界联盟”，以李永炽等为代表的“台湾历史学会”，以林双不为首的“台湾教师联盟”，以李乔为首的“台湾笔会”等；有的是宗教团体，如以高俊明等为代表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以林宗正为首的台湾基督教城乡宣教协会（ＵＲＭ）；有的以“社运团体”为名，如以林碧尧等为代表的“环保联盟”，以林秋满等为代表的“农权总会”，以李碧玲等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部落联盟”；有的就以赤裸裸的“台独”组织面目出现，如以林山田、叶国兴为代表的“建国广场”，以李镇源、李永炽为代表的“台湾建国阵线”，以廖中山为代表的“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以史明为首的“独立台湾会”，以高成炎为首的“绿色本土清新党”等。这些团体多以“社运界”名义活跃于台湾政坛。

    这些团体人数都不多，较大的“台湾教授协会”成员当时也只有400多人（长老教会虽有20余万信徒，但热衷搞“台独”的只是少数的上层分子），加上各组织成员高度重叠，故激进分子的头面人物总数只能以百计。但他们的能量较大，曾是民进党的主要支持者与压力团体，几年来岛内“台独”势力的壮大及影响力的扩展，这股势力在其中都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作为民进党的支持者，与民进党一起搞了很多活动，如组织“一OO行动联盟”，发动废除“刑法”第100条的运动，为“台独”活动合法化创造条件；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制订“台湾宪法草案”，为民进党将“建立台湾共和国”列入党纲作了政治上及舆论上的准备。1993年后，这些组织与民进党的路线政策矛盾逐渐公开化，他们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单独搞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分裂活动。如1994年8月举行游行，反对唐树备赴台参加“唐焦会谈”；1995年极力反对民进党的“大和解”、“大联合”主张，支持彭明敏代表民进党激进派参选“总统”选举；1996年3月组织几万人参加的“反统一、反侵略”大游行。

    两派的主要分歧

    务实派和激进派均以建立“台湾共和国”、反对“中共吞并台湾”为最高目标。但由于双方代表人物的个人经历及在台湾社会所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与思想方法上的差异等原因，两大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分歧：对岛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对国民党政权和李登辉的看法、对国民党、新党“统”、“独”立场的认定；在两岸关系上，对介入大陆事务的态度、对两岸经贸交流和政治谈判的态度；在“台独”方面，关于实现“台独”的战略和路线、执政与“建国”的关系、关于台湾是否已经独立、关于“住民自决”等等。这些问题使两派争论不休，最后几个矛盾导致它们公开决裂。

    一个是1995年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讲话。是年9月13日，施明德在华盛顿宣称：一旦民进党执政，“没有必要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这是民进党“台独”转型的具体表现。该党认为“台独”已脱离启蒙阶段，进入政策制订与执行的落实阶段，因此它不必再刻意凸显“台独”字眼，而应加强问政能力，把“台独”落实在“公共政策”上，以不断充实“台湾独立”的内涵，在与国民党争夺选民的同时，为实现台湾“法理独立”创造条件。激进派认为，“台独”的启蒙与落实同时并存，“台独”运动者必须时时刻刻宣扬台湾独立的必要性，以“唤醒台湾人民的自觉”，有效扩大“台独”版图。它提出，面对“中共并吞危险”，独立建国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公共政策”。

    另一个是关于“大和解”、“大联合”问题。1995年年底，民进党和新党在一起，提出“大和解”、“大联合”问题。务实的民进党主张，面对岛内外环境的挑战、面对台湾社会内部最大的隐忧即尖锐的族群矛盾，台湾各族群必须要相互包容，彼此肯定对方“普遍的、不可剥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培养2100万人共同的感情基础，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以便“内求民主巩固，外求主权独立”。因而，在政治上，民进党要与其他政党合组“大联合政府”，在共同解决台湾各种问题的同时，减少他们对“民进党执政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顾虑，并展现执政能力，累积执政经验，为民进党最终实现单独执政创造条件。激进派认为，就族群而言，“大对立才需要大和解，台湾内部并未兵戎相见，就不需要大和解”，“国家认同”的歧异，需要靠营造“命运共同体”来解决。就政党而言，所谓“大和解”要双方相互包容对方的理念与立场，民进党与新党很难做到这一点。该派提出民进党与国民党、新党共组“大联合政府”是“对台湾人民的背叛”，不仅达不到民进党所说的目的，反而会让国民党把它吃掉。”

    激进派成立“建国党”

    1996年3月，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两派矛盾加剧，同年10月，“台独”激进势力中的一部分人，因对民进党“完全失去信心”，在“台湾要独立建国不可能寄望于民进党”、“唯有另组新党，台湾才有救”的共识基础上，组成“建国党”。它主张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其“永不变更之最高宗旨”，宣称其属“刚性外造政党”，是“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交叉运用的运动型政党”。

    “建国党”是激进“台独”势力的大本营。李镇源、林山田分任该党创党正、副主席。它的骨干分子主要来自“台湾教授协会”，其次是“台独联盟”的非主流派及“长老教会”信徒，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主，“台湾教授协会”是它的核心力量。

    “建国党”的成立使“台独”势力分裂为民进党和建国党两个政党，使民进党失去了作为“台独”势力唯一政治代表的地位。但是它的出现并没有造成民进党的分裂，因为该党跳入“建国党”的人很少，且除了“立委”陈文辉、陈光复，高雄市议员蔡龙居，台南市议员钱慧君之外，大多是民进党内的失意分子。这些人的出走对民进党的影响不大，而且从总体上说是利大于弊，主要是有利于它的“台独”转型，有利于它达到重塑政党形象的目标。

    “建国党”一成立就决定了它不会有多大发展前途。因为，第一、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由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走上政党政治轨道，各政党由“零和”斗争的敌手，变成政党政治中竞争的对象。“建国党”的代表人物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继续强调悲情，强调仇恨，强调“零和”斗争，企图阻止台湾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第二、“建国党”的政策主张违背岛内多数民众两岸“维持现状”的意愿，将“台独”作为主要政治诉求，不可能得到政党发展所必须的多数选民的支持。第三、“建国党”在族群问题上的政策主张，违背台湾“建立生命共同体”的民意主流。第四、“建国党”的一些条条框框，如不准其成员参加别的政党的活动，非常不利于它大量快速地吸收急需的人才。第五、“建国党”是“教授治党”，“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们往往只强调理想，不顾政治现实，只讲“道德”，不顾世俗；他们缺乏政党领袖所必需的政治视野，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化；他们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忽视甚至有意贬抑他人和群体的力量；他们只讲斗争，不懂政治斗争中必要的妥协，而一遇斗争却又因舍不了个人利益而退缩。

    以上种种让一些和他们有着“共同理念”的人，如彭明敏、叶菊兰、彭百显等人，都望而却步，使一些进去的人，很快退了出来。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