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十大杰出青年”变成“台独”分子

    彭明敏，1923年9月生于台中县大甲镇乡。1948年夏天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后，留校在法学院当助教。在院长萨孟武、校长钱思亮的支持下，在胡适的直接资助下，先后取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国际航空法研究院”硕士、巴黎大学博士学位。高度专门性学术论文，在国际航空法领域“评价很高”，回台大任教后，34岁破格越级成为台湾最年轻的正教授，1961年8月起出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作为国际太空法权威，在国民党当局刻意栽培下，很快成为少数“台籍精英”之一，不但代表当局出席很多重要国际会议、获聘为以胡适为主席的“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的“国家讲座”教授、参加了“阳明山会议”，还在1961年9月，被任命为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成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台籍人士，1963年当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1960年和1962年，先后获蒋介石两度接见。成为被看好的台湾“明日之星”。

    但是因受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的影响，加上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彭明敏对国民党并不认同。他不仅拒绝参加国民党，还公开挑战国民党“一个中国”政策，鼓吹：“现代国家建国的基础，不在于种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语言，而是在于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共同利益的信念”；还鼓吹“台湾的法律地位并未确定”、“台湾住民对于自己前途应该有发言权”。到1964年9月他终于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炮制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这个后来被“台独”分子称为“独立宣言”的东西，其“目标”是：“确认‘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团结全岛人民，不论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政府；制定新宪法，建立一个具有实效并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实现真正民主；以新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与其它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的和平而能力。”“宣言”还提出：“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十几年来，台湾实际是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就在彭明敏等准备将它向全岛分发时，这几个中华民族的败类，在1964年中秋节的晚上同时被捕。

    由台湾阶下囚变成美国座上客

    1965年4月2日，彭明敏、魏廷朝被判刑8年，谢聪敏10年。同年11月彭明敏获“特赦”，被软禁于自宅。彭明敏在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中这样描述他被软禁的情况：“在理论上，我可随意外出，也可以在岛内旅行，但不断受着监视，如果我搭乘计程车外出，便有一辆吉普车尾随。如果我到饭店吃饭，安全人员便坐在不远的桌子边，也在那里用餐。如果我乘火车南下到高雄探望母亲，便衣人员也随行左右。”彭明敏的案子从“警备总部”转到“调查局”之后，直到他潜逃之前，监视并未放松，彭明敏说：“监视我的特务们，整天分成三班轮流，我的妻子被跟踪的更紧迫了……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在这样孤独绝望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在此期间，彭明敏的一些朋友、同党被捕，和他接触的外国人，也被跟踪，甚至取消台湾的入境签证。

    这个被日夜严密监视着的彭明敏，在美国等国家一手策划下，竟在1970年元月初潜逃离台，到了瑞典，直到3个多星期之后，彭明敏打电报给家人，电报局将这个情况告知国民党当局，他们才向全岛发出紧急警报，搜捕彭明敏。一个月后，瑞典政府正式批准给予彭明敏政治庇护，并任命其为人类博物馆正式研究员。1970年9月29日，彭明敏作为“政治亡命者”，持瑞典政府发的“无国籍者证件”，获得美国签证，成为美国的座上客，以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身份，做美国所需要的事。

    由“台独联盟”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彭明敏一到美国便积极进行“台独”活动。他系统、疯狂地鼓吹“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民族论”和“住民自决论”等谬论。提出：1985年以前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只是名义上的，而且关系动荡不已，台湾不断试图脱离中国的控制”，1895年以后的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蜂起反抗中国统治”；“从国际法的观点看，自从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直到现在，并没有任何条约和其它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台湾重新划给中国……也就是说，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未曾确定”；“中国人必须接受一个原则，即一群住民，在某种地理和历史条件之下，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构成一独立政治实体，不管他们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的背景如何。”；“台湾人应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彭明敏的学术地位和《宣言》带来的巨大影响，早被“台独联盟”看中。到美国之后的分裂行径，不仅扩大了他本人的影响，也为“台独”势力起了造势、输血的作用，当时有人称彭为“海外反对运动的救世主”。故1971年9月被“台独联盟”安排为“福尔摩萨研究所”所长，1972又当了“独盟”总本部第二届主席。但“独盟”这帮人只想利用他发展自己，并不想真拥他当盟主，加上彭本人是“思考型知识分子”，十分缺乏行政、组织能力，且性格清高孤傲、自信执着，又不懂政治谋略，实不能胜任此职，1973年被张灿鍙取代后，又创办“台美协会”等小团体。

    1982年2月彭明敏参与拼凑“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1985年当选它的第三届主席，1987连任。据王桂荣说，这是因为“彭明敏走马上任后，凭着他个人的威望与中立的行事风格，FAPA的会务及财务都扩张不少，会员人数增加250%，分会总数也增加200%”。但到1989年，大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独盟派”的变化，故在该年3月FAPA第3届中常委改选时，“独盟派”一举囊括了8席常委名额，彭明敏所提人选全部败落，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遂辞去FAPA会长职务。1990年2月，彭明敏又与其亲信魏瑞明、叶加兴、洪耀东、杨黄美幸、谢聪敏等，拼凑了“亚太民主协会”。

    由海外“通缉犯”到“总统候选人”

    彭明敏潜逃之后，台湾当局将其列为台湾15大政治事件的“通缉犯”，为此彭明敏从1989年7月就聘请律师团,交涉返台事宜。”，而一直不能得逞。1990年春，李登辉力邀彭明敏等“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共商国是”，国民党非主流派也以彭是“通缉犯”为由予以反对，使彭未能入境。在台湾“宪政体制改革”开始之后，1991年6月，台湾“高检署”撤销对彭的通缉，1992年台湾当局又修订“刑法100条”，使暴力手段之外的“台独”活动合法化。彭明敏遂在美国一些人的支持，得以“有尊严”地于1992年11月回到台湾。

    彭明敏回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当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早在1991年他就放风说：“老实说，竞选总统的问题我并非没有想过，但是细节现在还没办法说出来”。所以他从到台湾的当天开始，就按事先的设计制造“彭明敏旋风”，为日后选举铺路。出于同一目的，彭明敏于1994年5月，成立了“财团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会”，1995年2月突击加入民进党，同年3月正式宣布参选“总统”。彭明敏在民进党内部初选中以一万余票败给许信良，但在1995年7—9月的第二阶段选民投票中，却领先了3万余票，按照民进党有关规定，他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从台独务实派到基本教义派彭明敏在海外“台独”势力中，一直属于温和派。在担任“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之后，与“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的许信良一起，共同扛着“盟外”“温和派”大旗，和以“独盟”为首的“盟里”激进势力进行争斗。他们强调在体制内通过“民族自决”，实现“台湾独立”。1987年彭明敏曾明确表示：“我认为只要台湾实行国会全民改选，什幺国号、国旗根本无关宏旨。我完全不在意这个问题。”早在1989年他就推动李登辉访美，以促进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就此《民众日报》指出“李登辉彭明敏貌离神合”。回到台湾之后，他仍坚持“温和派”政策主张。他认为：台湾已走上民主化轨道，国民党成了竞争性政党，台湾真正的政党政治已经开始；今后台湾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彻底的民主化；民进党有能力执政，但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反对而反对，必须培养稳健、负责的精神，让民众放心将权力交给它。在“台湾前途”问题上，彭明敏提出，“台湾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就已经独立了”；民进党现在主张“台独”，这是它作为在野党的一种理想，如果它取得了台湾政权，其“台独”主张有可能改变，以争取多数民众的认同。就是他1996年以“激进派”面目竞选“总统”时，其主要政策主张也未脱出原来的一套。例如他说：“我当选总统后，将会尊重现行体制，但会让社会和媒体公开就国号、国旗、国歌等问题进行讨论，等到社会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在适当时机，进行公民投票，让全民来决定国号、国旗、国歌。”

    “总统”选举过后，彭明敏于1996年4月成立了“建国会”，发表“台湾要建国宣言”。彭明敏另起炉灶的原因，一是在“总统”选举期间与民进党结下了矛盾；二是彭明敏对民进党为了执政，不断对台独表述进行调整不满；三是为自己寻找未来出路。“建国会”核心成员大多是后来“建国党”的领导人，如林山田、谢聪敏、李永炽、郑钦仁等。这些人拖着彭明敏走进“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行列,参与策划或积极支持它分裂祖国的活动。例如1997年8月15日参与发起“台湾共和国运动”，妄图“以推动台湾正名、废除中华民国国号、推动一中一台政策及使用台湾共和国国号加入联合国地具体行动，逐渐推动台湾共和国的建立”；1998年6月，“建国会”和二十多个“基本教义派”团体一起，举行“关切柯江会谈，决志保台建国”大游行，叫嚣“台湾独立万岁”、“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保台建国”。1999年4月，“建国会”就一伙人搞的“绝食公投入宪活动”发表声明，要求“立法院无条件通过公民投票法”。2001年“台湾团结联盟”一成立，彭明敏就表示“认同台联的四大政策”，并与李登辉同台，为它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助选。

    由在野“大老”到“当朝国师”

    彭明敏在“台独”势力中的辈分，单是一个“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就无人能出其右，所以他被吹捧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先知先觉”、“台湾今之耶稣”、“台独教父”。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彭明敏不但连续3次被陈水扁聘为“总统府资政”，是少数几个在“总统府”内有专设办公室的人，而且唐飞“内阁”、张俊雄“内阁”上台，都是彭明敏担任“监交人”，2002年新任“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也是在彭明敏监交下完成的新旧任秘书长交接仪式。就此彭明敏受宠若惊地说：“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由此，有人称彭明敏为“国师”。陈水扁之所以把彭明敏抬得这么高，固然和这俩人早就声气相投，沆瀣一气有关，例如，1996年彭明敏另起炉灶成立“建国会”时，陈水扁是民进党内有分量的人之中，唯一明确支持彭明敏的人。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彭明敏又出来支持陈水扁，声称：“在总统候选人中，陈水扁是唯一能够坚守李登辉特殊两国论路线，维护台湾主权与利益的人”。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新台湾新闻周刊》所披露的那样：陈水扁这样安排，“除了肯定彭明敏对台湾民主运动‘先知者’的地位外，另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独立建国尚未成功，这个最后的理想，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