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信介，本名金龙，祖籍福建安溪，1928年8月20日生于台北市大龙峒（今大同区）。黄1940年夏小学毕业，在铁工厂学徒，后来应征到日本，在印刷厂当徒工，半工半读于上野中学。1946年回到台湾，在台湾银行印刷厂做印制钞票的工人，工余学习汉语，勤力自修，1948年夏考取北京大学，但因解放战争日炽而未能入学。1949年秋考入台湾行政专科学校（中兴法商学院、中兴大学前身），1951年母校升格后，回校补修学分，毕业于中兴大学行政学系。

黄信介在兄弟5人中居次，兄金标，1949年4月到祖国大陆入浙江大学农学院，1957年毕业于该校医学院，当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二弟黄天福，曾是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由国民党员到“党外”新一代佼佼者

黄信介的舅父连文卿，是台湾著名的老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父亲又是国民党员，受亲友熏陶和台湾政治气候的影响，他“对政治很有兴趣”，所以一入专科学校就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学生党部负责人之一。1950年冬，黄信介按照国民党的指示，为“党外”人士吴三连助选台北市长，1954年7月，为国民党候选人王民宁助选第二届台北市市长，1957年，第三届台北市市长选举时，黄信介向无党籍的高玉树毛遂自荐，为其助选，是高玉树“五虎将”之一，但高没有连任成功，1959年1月台北市举行第四届市议员选举，黄信介担任“党外”人士李福春竞选总干事。

1960年，雷震主导组织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时，较多的材料说黄信介“积极参与”了“筹组活动”，也有人说他“没有实际参与组党工作，只在外围关心”。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对组织反对党很有兴趣，并为此被国民党除名。1961年1月，黄信介以最高票当选第五届台北市议员，从此正式步入政坛，名字由金龙改为信介。1963年2月，台湾举行第三届省议员选举，黄信介为“党外”人士联合竞选办事处总干事，1964年1月顺利连任台北市市议员，1969年12月，国民党搞所谓“立法委员增补选”，他以“党外”人士当选终身职务的“立法委员”，成为“党外”新一代的佼佼者。同时，黄已进入实业界，任启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鑫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等职务。

由“党外”运动的龙头老大到“美丽岛事件首犯”

黄信介作为“立法院”新兴政治反对力量的代表，虽然势孤力弱，但他“尽量发挥以一当百的作用”。1975年他和“增额立委”康宁祥创办《台湾政论》，领导层是清一色台湾人，黄任发行人，康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台湾政论》是在“国际形势逐渐对台湾不利”；台湾经济起飞、新兴中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以实现分享政治权利的大背景下创刊的，它是这个阶级及其代表新兴党外势力的“喉舌”、旗帜。

1977年11月，台湾举行5项地方公职选举，他与康宁祥组织“党外后援会”，为“党外”人士助选；1978年秋，台湾搞“增额国代、立法委员”选举，黄信介又组织“党外人士全省巡回助选团”，主导提出“党外候选十二项共同政见”，使这股势力和国民党的竞争，有了组织化的雏形。

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震撼台湾全岛，5项地方公职选举取消。黄信介为了避免人才四散，“指示”姚嘉文、施明德等成立“五人小组”，以“研究党外的政治活动”。从此，台湾发生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79年2月，“党外”人士在高雄桥头举行声势浩大的要求释放余登发的集会游行，这是继“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反对势力首次向国民党戒严体制提出的挑战；1979年4月，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党外”人士就此发表《“国是声明”》，鼓吹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1979年5月康宁祥、司马文武创刊《80年代》；1979年6月，“党外民意代表”办事处成立，黄信介被推为总召集人。

1979年8月，黄信介创办《美丽岛》杂志，自任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张俊宏为总编辑。它的91个委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党外”精英；它“站在本土的立场、民主的立场，对国民党各种不民主、反本土的政策、做法，作一针见血的批评”。《美丽岛》杂志社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了个强大的“美丽岛政团”，成为“有实无名的反对党”，黄信介成了“党外”势力激进派的龙头老大，气势、影响均大大超过“温和派”的康宁祥。

1979年12月10日，发生“美丽岛事件”，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人以“涉嫌叛乱”罪名被捕，1980年3月“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首先“公开审理”黄信介，4月18日，黄信介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国民党政权的阶下囚坐上民进党第一把交椅

黄信介在狱中度过7年多的囚徒生活，1987年5月，和张俊宏一起被假释。这时民进党在“新潮流系”和“康宁祥系”控制之下，“美丽岛系”被边缘化。黄、张为了“重振美丽岛雄风”，以“贯彻国会全面普选委员会”为阵地，一面周游全岛，集结旧部，团结新人，联合各地公职人员和地方实力派；一面制造舆论，以温和、务实的姿态，就当时台湾面临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提出主张。例如说“台湾实际上已经独立”、提出：“国会全面改选”和“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这些都收到预期的效果，1987年“美丽岛系”在民进党“二大”上夺得了几乎半数的中执委、中常委席位，实力、影响大增，1988年3月黄、张加入民进党，4月二人参加民进党二全一次临时会，被聘为党务顾问。又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到1988年10月的民进党“三大”上，黄信介当选党主席，1989年10月在民进党四大上，黄信介获得连任。

黄信介作为民进党务实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任内做了两件所谓“大事”。

一是通过了“台独党纲”，使民进党成了“台独党”。

黄信介开始强调“台独只可以做，不可以说”，主张台湾“实质独立”，但随着当时国际大环境和岛内小气候的变化，他的思想行为也不断调整。1990年10月在民进党四届二次全代会上，黄信介主导通过“台湾事实主权案”，鼓吹：“本党重申党纲自决原则及台湾主权独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417决议文，现进一步确认：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台湾时报》对此评称：“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质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1991年8月，民进党在主导召开了“人民制宪会议”，通过被冠上“台湾共和国”名号的“台湾宪法草案”之后，紧接着又于10月中旬在黄信介主持下，召开第五届全党代表大会，把“台独条款”纳入了“党纲”，鼓吹：“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之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选举决定。”至此，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达到颠峰。黄信介坦承：“台独党纲是党的理想与信仰。”

二是支持李登辉主导的“国是会议”，就“宪政改革”达成若干“共识”,为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准备条件。

黄信介被认为有“浓厚的李登辉情结”，他作为反对党主席，除了明确表示“总统在推动民主改革”、“赞同李登辉的基本路线”之外，还大呼“总统英明”，“民进党忠心支持李登辉”。1990年6月底7月初，黄信介、张俊宏等人不顾党内外的反对意见，与李登辉密切配合，压制、打击国民党非主流“反动势力”，强行召开“国是会议”，就“修改宪法”、“总统民选”、“国会全面改选”、“资深中央民代加速退职”和“省市长民选”等问题，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均通过“宪政改革”成了台湾“宪法增修条文”的核心内容，从而使台湾向着“法理独立”迈出了重要一步。民进党在一个名为《我们已作好准备》的宣言中就称：“在言论忌禁与大中国思想荼毒的年代，民主进步党扮演台湾独立的催生者，在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相继完成，确立国民主权原则之后，民主进步党就成为台湾独立的保卫者。”

卸下民进党主席之后的黄信介

黄信介在台湾“民主运动”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民进党“台独”主张演变的关键时期，是该党的领袖，故被一些人称为“台湾民主之父”、“民进党的永远大老”、“永远的欧吉桑”、“信介仙”。尽管如此，政治还是政治，黄信介在卸下党主席之后，虽仍心气十足，想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但却没有一件大事能够如愿。

当台湾“首届民选总统”的愿望落了空。在1991年黄信介卸下党主席职务之后，被该党聘为“首席顾问”。但他“志在总统”，声称“选总统，当仁不让”。为此，黄1991年设籍台中县，当选第二届“国大代表”，曾任民进党“国大党团总召集人”；1992年4月19日，担任民进党发动的“419大游行”总指挥，要求“总统直接民选”；同年底，他又接受党的征召，进行“元帅东征”，到民进党的“沙漠地区”花莲，竞选“区域立委”，从而三度进入“立法院”。但是却被残酷无情的“世代交替”所淘汰，不能圆“总统梦”。

1997年国、民两党勾联“修宪”完成，黄信介很受鼓舞，决心和李登辉合作“干一票大的”，于是在是年秋突然宣布“我心已决”，要接受李登辉1996年10月的聘请，担任“国统会副主委”。黄说这和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并不“冲突”，因为“国统会是李登辉骗中共的障眼法”，李坚持的“政治要民主，经济要自由，社会要均富，台湾要有国际空间”，使两岸不可能统一。但是目前需要遏制“国统会”中“喊统一的那群人”，要“帮李登辉讲一些不好讲的话”，以便在该会中“形成符合李登辉期望的主流意识。”

然而黄信介的决定遭到了民进党上层大多数人士的坚决反对，他只好无奈地作罢。

这些人中最卖劲儿的就是他热心提携、直呼其“我的老爸”的陈水扁。

1999年初，许信良和陈水扁为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发生“许陈之争”，黄信介出来协调，又“吃了大瘪”，因为陈水扁不买他的账，当时黄信介指出：“陈水扁是‘比较有问题的一方’”。

1996年5月起，黄信介被李登辉聘为“总统府资政”，1999年11月30日，因为心肌梗塞引发心脏衰竭而亡。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