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都淦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廖晓宴

    20世纪末以来，台湾岛内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日渐膨胀，不仅把原来旨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岛内民主运动引入歧途，而且严重干扰台海两岸关系的正常化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分析台独势力膨胀的相关因素，对于正确认识这股逆流形成的历史背景及社会内容，深入开展反台独、促统一的斗争，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台独势力膨胀的相关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

    20世纪末，随着冷战基本结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上个世纪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不同的是，民族分裂主义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特征。

    从地域上看，肇端于苏联、东欧地区的这次民族主义浪潮影响广泛，波及全球。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在90年代初相继解体，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在这些国家成为事实。在此影响下，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区的分裂活动明显活跃。菲律宾的伊斯兰教徒成立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南部棉兰老岛独立；印度尼西亚的东帝汶问题；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成立“猛虎”游击队谋求分立；生活在土耳其等地边境的库尔德人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等等。尽管这些分裂活动早已有之，而今受到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平静多年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问题了也日渐升温。英国北爱尔兰人要求从英国分裂而与爱尔兰民族实现统一；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一致要求分离的斗争；法国科西嘉岛要求从法国分离出去的活动；加拿大魁半克省讲法语的居民谋求独立的活动，等等。本来，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分裂、东欧的其他国家的剧变，曾经使西方国家统治当局一度浸沉在“共产主义失败”的狂热气氛之中，在他们看来，这股冷战之后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浪潮是瓦解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思潮和方向体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然而，当他们为此弹冠相庆时，没有料到这股兴起于苏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会席卷整个欧洲并向全球蔓延；也没有料到，在这股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他们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分离运动、自主要求会成为自身的困扰和危机。如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1992年爆发了以洛杉矶为中心并向全国蔓延的大规模反对种族歧视的暴力冲突。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族矛盾上升、种族冲突加剧的趋势，国家关系中的领土争端和民族纠纷均有发展。

    从思潮泛滥上看，目前表现突出的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不管是哪种泛思潮或泛活动，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追求一个单一民族的大统一，把分散于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有共同或相近语言、种族或传统等的某些民族集团统一起来，建立共同的政治版图，这必然造成拥有这些民族集团的国家出现严重分裂。以泛突厥主义为例，作为一种思潮，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俄国鞑靼人地区，是一种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它以极端主义的民族观，根本否定各民族形成、发展的不同历史，妄图把现今世界上操突厥语的各个不同民族，纳入一个早已不存在的“突厥民族”之中，鼓吹语言、思想、行动上将这些民族“统一起来”，组成“大突厥斯坦”。苏联解体，哈沙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担、阿塞拜疆这五个被认为是“突厥语国家”宣布独立，给泛突厥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作为当时世界两极之一的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泛突厥主义分子趁机同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妄图把居住有“突厥语民族”的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股被称为“新独”的民族分裂势力，公然将我国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宣称“东突厥斯坦自古就是独立的国家”，号召“东突厥民族”为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而战斗。与此相呼应，另一股以达赖为首的“藏独”民族分裂势力活动也十分猖獗，它声称“西藏从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将“西藏”的境域扩大到整个藏族聚居区。梦想建立一个包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在内的“大西藏图”。与“新独”、“藏独”相类似的还有主张“大蒙古主义”的“蒙独”分裂势力，妄图将内蒙、外蒙和前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合并成一块独立的政治版图。尽管这些民族分裂势力所在地区、民族不同，但其分裂思潮和目标完全一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在现代国际环境下制造出来的怪胎，是国际反华势力与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此次民族主义浪潮具有浓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和狂热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发了族际间有各种纷争，甚至出现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以及反目成仇的激烈内战。

    民族分裂主义席卷全球的大背景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挑战，无疑给企图谋求独立的台湾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产生于所谓“党外势力”中的民进党以“台独”为政治理念和行动纲领，正是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浪潮下的产物，它把台湾岛内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和进步的民主运动引向了“台独”的歧途。当国际范围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进入高潮的时候，民进党于1992年台湾第二届“立委”选举中，公开抛出了“一中一台”的诉求。所谓“一中一台”就是认为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国家和两个不同的民族”，即国家层次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共和国”；民族层次上的“中华民族”与“台湾民族”。民进党追求“台湾的民族主义”，以对抗中国民族主义；追求“台湾共和国”，反对两岸之间任何形式的统一。以此为轴，民进党把“台独”分裂主义推向极端。

    二、美日外国势力的干涉

    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为了各自的目的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考量，一直把台湾视为控制亚洲的战略要塞。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采取“双轨政策”，即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共处关系；另一方面又制订《与台湾关系法》，以各种形势或支持台湾，事实上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这是台湾分裂主义发展的一个总根源。美国对台湾当局也不断施加压力，促使“台湾政权台湾化”，以建立一个“亲美抗共”的“民主政权”。美国当局为了实施“战略模糊”政策，维持两岸关系不统不独的现状，在总体上不得不对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有限限制，即台独势力的发展必须限制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框架内，使之作为对付大陆的政治筹码来使用。冷战结束和苏东剧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由苏联转移到中国，妄图西化、分化中国，鼓吹所谓台湾“民主化”的成果及“人权”等理念，对中国施加压力，并试图以台湾作为其对大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基地。与此同时，美国亲台势力仍不遗余力地鼓吹台独言论，煽动台独，给岛内外的台独势力以极大的支持，使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活动。日本在1972年与中国建交后，虽承诺“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实际上日本政府与台湾各方面的明来暗往一直不断。日本加大在台投资，垄断了本地的市场和出口贸易，台湾也依赖日本技术，俨然成了日本的加工厂。日本基于在台的长期利益和每年大量的贸易顺差，需要保持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日本右翼势力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岛内台独势力。美、日对台独活动的支持，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加快了岛内民主运动走入歧途的过程，使台独分裂势力不断膨胀。

    三、海外台独势力移植岛内

    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按照“戡战时期临时条款”，把台独组织视为“叛乱组织”，迫使台独势力向海外发展，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为了在台湾求得偏安，在岛内实施戒严体制，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激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满，台独势力利用群众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暴政，提出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等分裂主义的主张，为坚持中国统一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台独势力进一步到海外活动。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岛内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强烈，民主运动在岛内兴起，国民党当局被迫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戒严，终止“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台独势力有了活动空间。海外台独运动的主要组织——“台独联盟”认为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会出现危机，必然会放松对台湾社会的控制，乘此机会策动返台活动。1989年底，“台独联盟”美国本部主席郭倍宏表示要“迁盟返台”。一些海外台独分子利用各途径相继潜回岛内。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推动台湾政治转型，改变了绝对禁止为有限放宽台独分子回去的政策，使海外台独分子返台活动有了合法渠道，特别是允许“世台会”等台独组织返台开会，更加促进了海外台独分子返台公开活动。1991年6月，民进党四届三次全会通过决议，支持“独盟”的返台行动。岛内外台独势力土洋结合，互相刺激，并衍生出一些新的组织，使台独活动进一步猖獗，岛内的民主运动在台独的歧路上愈走愈远。

    四、李登辉的“独台”与“台独”合流

    李登辉上台初期，从推进蒋经国晚年的“政治革新”做起，在“民主化”改革的掩蔽下逐步迈出分裂步伐。李登辉的本土化政策，形成了以李登辉为首，以台籍人士为主的国民党主流派完全控制国民党执政当局，非主流派被挤出决策圈的局面。国民党的“台湾化”，“中华民国”的“台岛化”为李登辉推行“台独”路线，分裂祖国奠定了基础。李登辉力图把台湾带上公开分裂的道路，为此，首先在政策取向和社会意识上，主张以台湾为中心，培养“台湾生命共同体”。李登辉主导的台湾当局的这种政策取向必然导致国民党长期用来凝聚全党思想和教育民众的“国父思想”逐渐为“李登辉主义”所取代。由于历史原因在台湾民众中形成的“台湾意识”本来在爱台湾与爱祖国上并不是分割对立的。但是，以“李登辉主义”为指导思想教育和引导民众，则是要使台湾民众将祖国和台湾拉开距离，使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模糊、淡化，将民众台湾意识引导到“台湾生命共同体”意识上去。并且利用祖国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制造恐共和对立情绪，纵容和扶持“台独”势力，以强化分裂分治，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李登辉要培育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实质就是要培育台湾民众的“独立建国”意识，从根本上动摇“一个中国”的原则与现实基础，抗拒祖国的统一。其次，在两岸关系定位上，从“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走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1995年以后，李登辉的分裂行动进一步升级，公开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其最为恶劣的表演主是分裂祖国的访美活动，大肆向国际社会兜售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企图仗外国之势，行分裂祖国之实。在民进党的压力下，李登辉的大陆政策几经调整，出现了“民进党化”的倾向。1999年5月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张，公开鼓吹肢解中国。事隔不久，又抛出“两国论”，说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公开鼓吹“两个中国”的分裂言论。这个言论与民进党分裂势力的主张暗然吻合，表明李登辉的台独理念与民进党完全一致。其三，在军事上，调整战略，大肆采购军火，壮大武装力量，以增加对抗祖国统一的资本。李登辉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大力扶持和提拔台芨将领，实现对军队的控制，并将过去“攻防一体”战略调整为“守势防卫”战略。海湾战争后，大肆向欧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实现武器的更新换代，提高了台军作战和防御能力，并大肆进行军事演习，为其分裂祖国做军事上的准备。其四，在国际上，竭力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谋求“独立国际法人”地位。李登辉上台后，在改造国民党和实施“宪政改革”，为分裂祖国培育岛内基础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形势剧变和西方大国调整对外政策之机，为谋求“独立国际人格”铺路。为此，试图从改变大陆、台湾“不两立”政策入手，鼓吹“双重承认”；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进行全方位的“弹性务实外交”；以金钱收买的办法，与非洲、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与台湾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积极活动加入联合国和企图挤入其他官方性国际组织，如此等等，都是为了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与祖国大陆抗衡，从而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其五，对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态度上，李登辉一贯采取支持、纵容的政策。本来，民进党的成立 ，实际上是摘取了台湾民主运动多年来反对国民党专制斗争的果实。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党专制独裁体制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政治多元化和多党政治的格局。然而，民进党是一个在胚胎里就具有浓厚分裂主义倾向和台独意识的政党，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它的台独主张日益显露。李登辉对民进党的台独诉求心领神会，主张喂之以“奶水”，使其长大，并采取“宽容应对之策”，对民进党及其他台独势力的言行加以纵容，使以“台独”为标志的分裂势力恶性膨胀，成为台湾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重隐患。李登辉下台后，并不甘寂寞，面临年底的“立委”选举，公然与陈水扁结成“扁李联军”，积极问政，提出“85席加35席”的论点，并与陈水扁一道同台祝贺“台独”团体——“北社”成立 ，还喊出了“建立新台湾”的政治口号。李登辉与陈水扁的结盟，标志着“独台”与“台独”的同流合污，表明他们之间在“事实台独”上政治利益的相同趋向和在“去中国化”、反对两岸统一的政治理念上的一致性。曾经号称“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原来是在“民主”外衣掩盖下大搞“台独”分裂主义，导致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破坏祖国统一的罪魁祸首。

    五、民进党蜕变为“台独党”

    民进党是由台湾岛内长期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一股力量发展而来的，是岛内民主运动与“党外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它成立之初，曾被许多人称作是“民主斗士”、“改革先锋”。事实上，在民进党发动的攻势和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执政当局不得不进行若干政治改革，解除了戒严体制，召开了“国民大会”，改选了“中央民意机构”，修改了“宪法”，甚至开始向西方式的“总统制”过渡。但是，民进党的核心理念在于浓厚的分裂主义和独立意识，并不以岛内的某些政治改革为满足。于是，在“民主牌”愈打愈少的情况下，民进党在其“大陆政策”的宣示中，相继抛出了“台湾住民自决”、“台湾主权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纲领为主张。所谓“台湾住民自决”，是指“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命运”，为“独立建国”作准备。1979年12月，当时作为“女权活动”领袖的吕秀莲，从过去美国总统杜鲁门那里捡来业已破产的主张，在国际人权日讲演中，提出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的观点。这个观点成为民进党初期的“台湾住民自决”论的法理基础。尽管民进党成立初期并未公开打出“台独”的旗号，但其1987年11月召开的二全大会，首度以会后声明的方式，宣布“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已经有了“台独”的意涵。至于所谓“住民自决”，它来源于“民族自决”这个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主张，但是它并不适用于台湾，因为台湾并非殖民地，不存在国际法中所规事实上的民族自决的前提；也不符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民进党初期抛出的“住民自决”完全是它分裂中国的手段。

    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环境的变迁，民进党的存在已经有了合法的空间，“住民自决”的主张开始向“台独”方向推进，原先比较含糊的双方选择变成了对“台独”的单向追求，民进党内的激进势力公开地推动全党走向“台独”。随着“台独”理念的加深，民进党于1988年4月召开二全代表大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虽暂不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引入党纲，但却通过了由陈水扁起草的“四·一七决议文”，声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北京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主权之变更，必须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并强调“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之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应该独立。”这“四个如果论”标志着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背景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并且东欧和原苏联境内的加盟和同等纷纷宣告独立，从而掀起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民进党内的激进台湾势力深受鼓舞，试图趁机谋求台湾独立。1990年10月，民进党举行四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所谓“一○·○七决议文”宣称“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在此决议中，不仅将台湾全部改称为“我国”，而且明确反对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对“国土”范围的界定，反所谓台湾“事实主权”否定“中华民国法统”。随后，民进党内即成立“台湾主权独立运动委员会”，具体落实决议，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趋向定型。1991年5月，民进党四届三全大会通过“人民制宪，创建国家”的宣言，鼓吹使台湾成为“新时代、新宪法下的新国家”。又于同年8月在台北举行“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以“台湾共和国”为“国号”的“台湾宪法草案”。同年11月，民进党召开五届一次代表大会，党内台独激进势力提出“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党纲草案，后经陈水扁等修正，终于成为民进党基本纲领的第一条款，通称“台独党纲”，其中宣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这一党纲的通过表明“台独”已不再作为前一时期“四个如果”设定条件下的策略手段，而成为民进党理念诉求的战略目标，民进党亦彻头彻尾的沦为“台独党”，台独势力的膨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5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以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岛内反独的力量增强，“台独”四处碰壁，不得人心，为因应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竞选执政的需要，民进党的“台独”调门不能不有所降低，党内“激进台独”的主张，逐步转向所谓的“务实台独”，即“维持现状就是台独”。1996年民进党提出《新世纪的台独纲领》，主张“台湾独立不一定台湾为国家的名称”，“民进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独立”，“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可以接受。1999年民进党第8届第二次全代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公开表示放弃“台湾共和国国号”，改而承认“中华民国”。新任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对此表示：“民进党的主张已有所改变，过去是主张要‘独立’，现在则认为已经‘独立’，并致力于确保‘独立’的发展空间。”认为民进党不排斥统一，但统一只是一个选项，并非唯一选项。尽管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更加推进“务实台独”，但这种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包装，它并未突破“台独”的理念框架，民进党迄今并未放弃“台独”诉求，陈水扁等人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其分裂主义倾向仍然在膨胀，从面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严重阻碍着祖国的和平统一。

    中国网200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