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宋登陆的客观效应，对海峡内外矛盾各方而言，都可以说是效果大于预期。对此各方学者着眼点不同，解读不一，定位不一。以历史的、发展的视野观察，我认为，不能否认连宋登陆客观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三个危机转换点。

其一是两岸政治关系从长期迭荡徘徊、阴晦不明，向求同存异、沟通对话阶段的转换。连宋吸引着全岛、全世界的目光迈上大陆，打开了两岸间政治沟通的大门，让人们亲眼看到、感受到沟通是可能的，沟通是好处多多的。这实际标志着两岸关系开始进入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上全面排除“台独”的新阶段。那些固执于“台独”死路的个人、集团，如果再坚持关上门大闹、胡说，就是自掘坟墓、自绝于人民之举了！

其二是经营多年的跨海峡反“独”联合战线从隐性、萎缩，向显性、稳固伸张阶段的转换。它既有公开合理的模式——政党间互动，又有实质的内容——胡连会谈新闻公报与胡宋会谈公报。这个转换意味着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开始步入一个相对安全期。连宋登陆实现一个历史跨越，国亲共高层在海内外所有华人、国际社会面前，公开握手并肩而立，在反“独”求统、共振中华上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站在一起，这实际宣告着“台独”手中那把断裂两岸反“独”战线、封杀岛内反“独”领袖政治生命的杀手锏——“亲共卖台”牌，从此失灵。两个公报，公开透明，既连接起了国共、亲共、国亲间，共识共信的纽带，也打开了这个联合战线开放如流的通道。“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这个建立在两岸民意与政治胸怀基础之上的举世见证的联合战线，自会生命力旺盛，具有坚强的抗压力与吸纳力。

其三是蓝绿营垒的生存状态及对民意的主导权呈现彼消我涨的转换。必须承认，岛内泛蓝阵营的稳固与壮大，直接关系着大陆牌在岛内的地位，关系着两岸和平统一事业的前途。连宋登陆前，国亲两党及泛蓝阵营自败选开始的生存危机可谓是行至尽头。历史地看，连战应胡锦涛邀请毅然破门登陆之举，颇与当年孙中山毅然联共之举相似。第一，都是外部奋斗陷于绝望性挫败、内部队伍患绝望性疾病，而逼出的向外寻求生命源的选择；第二，登陆是最妙的解危药，双方一经握手，便立时生出振奋性的新局——士气大振，勇力倍增，恢复本我，民心上扬。而本被各方看成过期人物的主持者，也因精神上放下种种包袱而表现出大智大勇大意志，突显出巨大的领袖魅力和无可替代的凝聚力；第三，国民党精神面貌的改观、民意的重新聚集，让以它为核心的泛蓝营垒从瓦解崩裂之势再次回到整合之势。受连战登陆刺激而及时跟进的宋楚瑜，真正感受到离不开的血缘党缘，再次看到了泛蓝合作的广阔政治舞台与政治前途，而坚定国亲合作的大局。连战的行动，说明了国民党依然具有自我改造、死境求生的内在生命力！

泛蓝阵营转危为安的另一面，是泛绿阵营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执政党与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在统独的天平上观之，这是必然的态势。半个多月中岛内政治风云直如股市大盘上那闪烁不停的红绿灯表述着真实的民意所向，国亲与连宋，民进党与陈水扁，两者的民调支持率，一方暴涨一方暴跌，都达至历史新点。很显然，在“台独”理念下，李登辉、陈水扁再聪明也找不到力挽狂澜妙方。更显然，守护“台独”如生命的李登辉，与守护执政权的民进党和陈水扁，在此情势下，再难坚守于一个阵营内。陈水扁不会再甘心做李登辉“理想”的祭品，李登辉也不会再将余生希望寄托于“失信”“失职”的阿扁身上，泛绿营垒的分裂、重组已势成必然。

这种重组的趋向该是什么呢？连宋登陆的成功，既给执政党和执政者带来了危机的压力，也带来了解压的动力、引力。或者更明朗说，这种危机潜藏着令各方期待的转机。拨开热闹的表层，深层探察一下连宋登陆前后，各方人物既冲突又交合的言行，便可体会出一点：其实台前幕后的每个角色，包括中共、国亲、美国，也包括陈水扁个人，都是将此作为一幕新剧的序曲来作、来界定它的意义的。这也是它如此成功、如此震动的深层理由之一。看破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民进党与陈水扁朝向能与大陆沟通方向的转弯已势在必行。此间陈水扁貌似“前言不搭后语”“紧张失据”的言辞，实则是其在复杂环境、复杂心态下已经迈上沟通之路的复杂表现。他在连宋出访成功的氛围中，在岛外对随行记者作出的“现在是机会，今天连宋的中国之行，只是个序曲，主戏尚未登场，精彩的、重要的，还在后面。何时看得到？必须各方面共同努力，包括阿扁自己”的表白，不能说不是对自己所向何往的认知与期待。回台后在机场面对党内激烈批评声所言的“阿扁非常清楚‘朝野和解’与‘两岸和平’，是决定未来数十年我们的子孙能不能在和平、安定与安全的环境下成长的两大历史关键”也非虚语。

眼前的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只会有两个结果生出：一个是“台联党”变成与李登辉同生死共进退的“急独”核心，失去对政权的以往影响力；民进党则由陈水扁主导向脱开“急独”的全民党转型，在务实的中间路线上，建筑自己的政治生命；一个是陈水扁在各方压力、引力下，被迫脱党而求对全局的驾驭。两者中，以前者可能性为大。对民进党而言，从其踏上执政之位起，内部就有放下“台独”包袱实现务实转型的讨论；对陈水扁而言，从其作为民进党领袖扛起“中华民国”旗帜的那一天起，就面对着如何卸下十字架求生并求得政治发展的问题。所以，借此契机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型都是可能的。（本文作者马淑明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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