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聊中，他得知我是他过去的农奴的后代时，便起身拱手向我道歉：“过去，我们对你的父辈们剥削得太厉害了，实在对不起！”

    这突如其来的“道歉”，使我一时有些茫然，连忙说： “这事已经过去了，再说这也是当时社会制度下造成的。”

    我的老家拉木村，位于拉萨东郊５０公里处，村子虽小，但因拉木寺里供奉着历代班禅的护法神——拉木确琼，而大有名气。以跳护法神而加官进爵的拉木家族不仅列为西藏２００多家贵族行列，而且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农奴、奴隶。听我母亲说，拉木·仁青维色是拉木家的上门女婿，后来掌管着拉木庄园一切事务，对农奴的剥削、压榨，与其他领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从小就知道拉木·仁青维色是个大农奴主。

    拉木家族没有参加１９５９年的叛乱，因此西藏民主改革时，对他们的财产实行赎买政策，拉木·仁青维色也作为统战人士，当选为拉萨市副市长，主管农牧业，对家乡的农田水利建设十分关心，与过去他的农奴和奴隶，也建立了新型的关系。

    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变化。像我和拉木·仁青维色这样，昔日的领主和仆人，今朝和睦相处的实例，在西藏不乏其人。

    西藏自治区政府有两位副主席，在民主改革前曾是主与仆的关系。他们不计“前嫌”，共商建设新西藏大计的故事，一时在西藏传为佳话。在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中，有相当数量的副主任、副主席，过去曾是农奴主、活佛、高僧，他们虽年事已高，仍每年定期到农村牧区体察民情，为当地党委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每当他们来到过去自己的 “领地”时，都与过去的“农奴”平起平坐，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商国事、民情。

    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之处，除了社会制度的变更，还在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的等级制度，以及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民主改革前，按当时的《法典》，从 “至高无上、命价等身金”的大官宦、大贵族，到“黑骨头、命价一根草绳”的铁匠、屠夫，人分三等九级，政治、经济地位的严格区分，不同等级之间绝不允许通婚。而现在，人与人之间都是同等的公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过去的“贵人”与“贱民”之间通婚的已比比皆是。

    在１９５０年解放昌都的战役中，解放军俘虏了一个藏军高级将领。当时一位出身贫寒的藏族解放军战士曾在场当翻译。几十年之后，这两个“冤家”竟成了亲家。

    如今，在西藏各行各业的各个岗位上，几乎都有了过去农奴的后代，也有了农奴主的后代。不管是农奴的后代还是农奴主的后代，大家都是新西藏的主人和建设者。（朗杰）

    新华社 200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