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北方移民的几次大规模涌入，徽州的经济与文化也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到唐代中叶后，徽州已经成为有名的富庶之区和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供给地。所谓“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民国《歙县志》卷一），即是对徽州唐宋以来经济文化进步的集中反映。不惟如此，徽州的法制观念也随着徽州文化教育的发达和徽商的渐渐崛起而不断得到强化。凡事皆以文字记录下来，以作凭据和查考的依据，一旦发生官司之讼，即可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使用。这样，在徽州的一府六县，自南宋以来所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其数量自然不是一个小数字。它们当中既有土地山林等买卖和租佃契约、土地户口册即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公私告示禁约、宗法家族文书、宗教祭祀文书，也有徽商的商业合同、借据、会票，另外，地方官府的公务文书特别是各种法律诉讼文书、教育文书等等也数量颇丰。这些文书虽历经千数百年，但至今依然有大量保存。究其原因，盖因徽州地处山区，历代兵燹战火少有波及。南宋以来徽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为太平天国运动，但所幸的是战火对深藏于民间的各种契约文书毁损并不严重。除了徽州地处山区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徽州契约文书的保存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契约文书的实用价值和百姓的保存意识。毕竟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的私人占有性质没有改变，因而，虽历经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但私人对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政权的法律保护的。比如很多明清甚至是宋元时期的土地买卖契约，在民国改元之后，并没有失去其效用，而是接受当时政府的验契。在证明合法、被粘贴上一张验契纸后，即重新获得了新政权的认可，成为拥有该块土地最为合法的文字依据。所谓“有契斯有业，失契则失业”，“全以契券为凭”。

    数量巨大的徽州契约文书在历史上曾三次大规模地向外流传。第一次是20世纪的四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流落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徽州人便开始把一些契约文书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接济窘困的生活。这是迄今所知徽州契约文书的最早向外流传。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方豪先生曾在南京收集到一些，这批资料被先后发表在1971—1973年在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上，共12篇，全部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标题。方豪在《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一》（原载《食货月刊》第一卷〔1971〕第三期）一文的《前言》中，对自己所收这批契约文书的由来、文书发生地和品相等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民国三十五年暮春，寓居南京，难民充斥、地摊上百物杂陈。有人以大批原始文献求售，本拟全部收买，但财力不足，乃选购若干。……全部资料，似均出于皖南；时间则多属明代，而余收购部分中，亦有清代初叶、中叶而末叶者。一切文件，保存情形非常良好。仅少数有残损；惟字迹则有许多为三四百年前商人习惯写法，或亦有地方俗体字。”这一段时间流传出来的包括徽州家谱在内的徽州契约文书，不仅被一些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收藏，而且上海图书馆等国立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也开始在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徽州契约文书和徽州家谱的收购与收藏。

    徽州契约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和外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十年代。1949年4月底至5月初，徽州黟县、祁门、歙县、绩溪、休宁和婺源六县先后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次年，徽州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从地主家中抄出的失去了现实效用并被当作糟粕的大量珍本古籍和可能成为变天账之嫌的契约文书被拥有者大量变卖焚烧。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仅1953年一年，被屯溪和歙县两家私营土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和文书即达1.5万多公斤。而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品堆中，一次就抢救出珍贵古籍400多公斤。至于大量不值钱的契约文书，更多的则是被焚烧掉了。

    徽州各种珍稀文献和文书资料的大量被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56年10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亲自过问下，屯溪市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古旧书店，负责收购徽州契约文书和古旧书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图书馆、黄山市博物馆以及黄山市属各县和绩溪县、婺源等县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都是徽州契约文书的收藏大户。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博物、图书与档案部门对徽州契约文书的收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夕。这是徽州契约文书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价值最巨的一次流播。保守的估计，这次流传出来被各大收藏机关收藏进库的徽州契约文书大约有10余万件。其中，目前已知的南宋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全部是这一时期流传出来的。

    徽州契约文书的第三次流传出来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破坏，徽州契约文书再次遭受浩劫，大量被焚毁。改革开放后，密藏于徽州山区的部分契约文书开始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从事文物收购的商贩也认识到了这批原始资料的价值，大量进行收购转卖。海内外收藏和研究机构以及研究者个人，也加入了收购的行列。迄今为止，经过短短的20余年时间，又有约15万余件的徽州契约文书流传出来。据目前所知，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黄山市博物馆、黄山高专、祁门县博物馆和安徽师范大学等单位所收藏的近8万件徽州契约文书，都是近二十年来甚至是最近几年集中收购的。另外，据笔者保守的调查估计，目前集中在北京、上海、合肥和黄山等地的私人收藏者，在这一时期也收藏有徽州契约文书5万余件。现在，徽州契约文书还在不断地向外流传，乐观地估计，在徽州民间尚未流传出来的徽州契约文书大约还有10万件左右。

    从上面所见记录的收藏单位，加上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收藏单位和不为人所知的收藏者所收藏的徽州契约文书来看，其总的绝对数量应当不下于35—40万件。

    徽州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文收、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等的发现相提并论，将其视为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首先，徽州契约文书具有显著的文物价值。徽州契约文书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最晚的在民国年间。宋元时期的刻本古籍早已成为珍贵的文物，而徽州民间的契约文书（其中有土地买卖的红契、皇帝的敕书和名人的墨宝等）作为民间生活的真实记录，更是弥足珍贵。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宋元时期的数张徽州契约文书，有的已被文物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其次，它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上起南宋，恰好与敦煌文书的下限相接，所以，其学术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正当敦煌文书研究不断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的时候，徽州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顿时便凸现出来。事实上，也正是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才最终导致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徽学（亦称“徽州学”）的产生和繁荣。复次，徽州连续千年的各类契约文书，为我们综合研究当时徽州和全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难得而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最后，正如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文书和大内档案等四大文献的发现促成了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等四个新兴学科一样，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与研究也必将促成徽学的产生和繁荣。（卞利）

    光明日报20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