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淘书记:很香的港,很旧的书(上)

文/OK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香港,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都会提到香港,印象深的是地图上香港二字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是个小小的“英”字。澳门旁边也有个括号,里面却是“葡”字。我那时上课极不认真,更不会想到几年后还有高考这一回事。讲台上的老师,眼神无精打采,嘴里念念有辞,我百无聊赖,能干的事不过低头抬头两桩:低头,是偷看小说,抬头,是胡思乱想。听到老师讲到香港,我觉得这名字好听,就看了看地图。咦!这倒怪了,澳门那个地方原来盛产葡萄啊,那香港旁边的“英”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得出了结论:那一定是像水泊梁山那样,是英雄聚义之所。于是开始向往。

等到地图上紧挨着香港的“英”字去掉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土上紧挨着香港的深圳生活了六七年了。又过了两年,我终于有机会去香港看看。之后就一去再去,从不厌倦。我曾经介绍一位同乡去香港玩了几天,回来后他向我发誓,说一辈子不再来这个地方。我惊问何故,他说人多车多楼多挤得喘不过气来,“我说话他们摇头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什么破东西都贵得不得了。”

那一刻我就想:我为什么喜欢香港?

不为别的,只为了书。是不是水泊梁山倒没什么要紧了,那里啸聚着一批书中美艳确是真的。

大陆的爱书人喜欢去香港买书,当然不会是因为价格。以我们的钱包薄厚水平衡量,香港书的价格不仅很贵,而且贵得不象话,简直不成体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没办法,心存愤恨就类同自讨苦吃。

能甘愿在香港新书旧籍的价格上讨苦,皆因为有大陆体会不到的淘书乐趣。以我个人的喜好,这乐趣可归为以下数端:

其一,在香港能买到政经文史类的港版台版书;

其二,这些港版台版书当然是未经删节的;

其三,能买到禁书,从政治的,到情色的;

其四,有许多书,包括历史的文学的,大陆短期内不可能出版,或不可能一字不删的出版;

其五,港台版书虽然贵,但是装帧设计印制水平上佳,“含书量”高(“含书量”一词为个人杜撰,意为一本书的“书香”含量。书香为感性指标,言人人殊,我自有一套标准)。

其六,阴错阳差,我喜欢的当代华文作家竟然都在港台或海外。买他们的书,为求全璧,只好去香港。

其七,香港的一些二楼书店颇值一观;

其八,香港的旧书店虽然正在衰落,但毕竟还能淘到不少可叹可赏之书。

一城一地书店整体品味的高低,其实与此地此城的言论自由环境大有干系。香港既是法制保护言论自由的地方,承载言论的书籍自然如鱼得水,生态平衡。仅此一端,淘书乐趣倍增无疑。

八条乐趣,说来也麻烦得很,先拈出“旧书”一条,说说所见所闻与所得。

香港的旧书业,据说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曾兴盛一时。《大公报》曾载一文,说那个时候旧书店的常客,大都是自京沪南下寓居香港的文人。我想这其中该有叶灵凤、徐訏等先生的身影吧。文章还提到一家三益书店:

“位于湾仔轩尼诗道的很有名气的三益书店﹐店龄极长﹐那位老板姓萧﹐有些眼光﹐经他手的旧书﹐都爱分门别类各有存放﹐特别是线装书﹐他一眼便能分辨出内中份量即文史收藏价值﹐特别珍贵的﹐则有专门的销售渠道。笔者曾听这位萧老板说起当年与本港著名文人叶灵凤的书谊之深﹐说是每得奇书﹐往往会第一时间通知叶氏。”

这样的旧书店,已经是昔日北京琉璃厂的格局了,可惜我们无法躬逢其盛。更可惜的是,这家三益书店也已经关门十来年了。时移势易,香港旧书业早已大不如前。

我初去香港,无人指点搜访旧书门径,只一味在铜罗湾一带的二楼书店摸爬滚打,带回来的都是董桥、张爱玲、余光中、思果、陈之藩等人的新书。上海的子善兄每去香港,都会在深圳短暂停留。回来时见他大包小包的书,我不忍心让他打开给我看。我倒不是心疼他的体力,而是怕我自己看了心里难免要羡慕乃至嫉妒。我只愿意听他讲又去了哪家书店,见了哪些朋友。印象中香港上得了台面的文人学者似乎他都认识,印象中他也多次提到去逛了什么什么旧书店。他那里眉飞色舞,我虽然听得认真,往往又不深加理会:认真是无意的,不理会却是故意的:别人的书缘与自己无缘,记那么清楚,徒增烦恼;藏书到底是“独乐乐”的事啊。说的人希望“众乐乐”,那是以书缘结善缘;听的人客客气气地与人家“同乐”,心里哪里又真乐得起来?

第一次认真记下一家香港旧书店的地址,是因为那本《中国图书史资料集》。我多年来收集了不少“关于书的书”,对此类书籍分外敏感。前年北京赵丽雅从香港返京路过深圳,给我看了她在香港旧书店买到的《中国图书史资料集》(刘家壁编订,龙门书局一九七四年初版)。我想这回不能再“掩耳盗铃”了,于是当即记下那家旧书店的地址,想着再去香港时可以按图索骥。后来去香港,发愿要到那家旧书店一游,可是到了住处才发现忘了带记地址的小纸条了。此刻我恍惚记得那家旧书店的名字是“学津”。如果所记不错,那才叫啼笑皆非呢。前几天才去了学津一趟,结果惹得我怒火满胸。此是后话,先略过不表。

2002年10月下旬,因为要给《董桥散文类编》拍插图,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一帮人约我同去香港,到董桥先生家中拍他的藏品。说来让人好不生气,这套《类编》我本是应出版社之约而编,也征得了董桥先生同意。如今两年过去,书稿转了两个出版社,出版合同也签了两份,最终还是胎死腹中。个中原因,说来话长,以后当另文专述。

和董先生约好,是星期六下午在家中见面开拍。我特意在星期五傍晚过关,住在铜锣湾SOGO附近我们报社驻香港的办事处。我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周围的书店相对集中,一些有点名气的二楼书店都在这一带有分店,像洪叶、青文、乐文、田园等等。洪叶以经营台湾版新书见长,是我每次必到之地。香港的文化人似乎也看中洪叶的台版书。住在铜锣湾,我如果约马家辉兄见面,那路线图一定是这样的:时代广场大屏幕下见面,然后去洪叶书店看书;出得书店门,如果吃西餐,就去那家西餐厅,名字忘记了,家辉兄说王家卫就是在这家餐厅拍《花样年华》里张曼玉和梁朝伟餐厅见面的戏;如果去酒吧,就去时代广场后面一条小街上的那间,名称竟然也记不得了。

铜罗湾一带有没有旧书店我不清楚。既然这次想一访香港旧书店,我本来应该提前做好“旧书地图”一类资讯准备的,可惜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固执地认为,买旧书更靠书缘,乐趣都藏在漫不经心地寻找和他乡遇故知式的偶然之中。“精确制导式”的定点轰炸当然省时省力,但我更愿意问问同好的师友或者书店老板,如此问出的旧书店凭空多了一份人气。

香港的书店大都晚上十时打烊。那天晚上九点,我转到了SOGO后面的铜锣湾书店。这是一家二楼书店,不算是旧书店,但是也常常有一些几年前出版的台版旧书。寻常的二楼书店都是经营新书的。我曾经在这家书店买到过林文月译的《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所以这次还是奔林文月而来。果然,我找到了林文月的《交谈》(台湾九歌初版五印)和《山水与古典》(台湾三民九六初版)。逛了一会,没什么新发现,意兴阑珊,准备走人。这时身后一个声音说:“这本书你不能不要。”

乖乖,怎么有人给我讲话,莫非真的他乡遇了故知?我回头一看,发现是这家店的老板。我需将别家店买的一包书暂存柜台,所以刚进门时给他打过招呼。他本是坐在收银台后面看一本什么书的,这一会却拿着一本书跑到我身边来了。老板五十左右,黑黑瘦瘦,个头不低,眼睛不大,留着小胡子,说一口还算流利的“港式”国语,只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变了粤语,“双语”转换的节奏仿佛是粤语用来给国语加个注解,或者作为强调。当然,更有可能是一不小心语言遥控器自动换了频道。

我扫了一眼他拿给我看的那本书的名字,《现代英文选评注》,立刻就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英文比他的国语水平还差,此生已经再也鼓不起勇气去吃攻读英语的苦头了,“现代英文”?还“评注”,嘿嘿,拜拜吧。

那老板有点不甘心,说:“你再看看,好书啊,很难找的。翻翻啦。”

人家一片好意,我也不好一意孤行,于是接过书来。这一看,我心大快,原来此书是夏济安评注,夏志清校订。“要了,这本我要了!”我连忙谢不绝口。老板并不吃惊,似乎自信我这书猴子跳不出他书如来的手心。他指指我手中挑好的林文月的书,说:“林文月文章好啊,现在会写文章的人不多了。”然后一口气又把他店里林文月的书报了几种。我说我都已经有了。他笑笑,慢慢走回到收银台后面坐下。

我这是第一次与香港书店老板正面交锋,觉得这二楼书店的老板果然都有些来历。当时店里没有几个人,我猜想他是观察了我一阵,发现我围着林文月转圈,所以才过来给我“伴舞”的。他是懂书的人。

付款时,我问他香港哪里有旧书店。他一个劲地摇头,说现在懂书的人少了,年轻人不喜欢旧书了,没什么好的旧书店了。“店里的这些书都是我自己去挑的,”他说,“会挑书的人少了。”

他又问:“你需要什么旧书?留个名片,留下书名,我帮你找找。”

我说:“就是想去旧书店逛逛,也没什么非买不可的书……对了,我想找董桥八十年代出的那两本散文集子。”

“不好找了。”他叹了一口气。

他开始给我大谈董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双城杂笔》写得好啊,他八十年代的文章写得好。现在的专栏文字不如从前了,不那么美了。”

我笑了,说:“董先生前一段日子写文章还说,他那几本早期的散文集子都是该烧的,他也反对别人编书选他早期的文章呢。”

老板又开始摇头,没说话,大有“董桥观点值得商榷”的意思。

我也并不同意老板对董桥文字的“比较评价”,觉得《双城杂笔》远不如后来的文章好。老板痴心于董桥旧作,或许和《双城杂笔》出版的时代有关。那个时候,老板正年轻,当然喜欢野野的、跳跃的、诗意的、新潮的笔墨;当年读书时的感觉就像过去的老朋友,中年以后回想起来,还觉得亲切,不会不喜欢的。第二天我给董先生说起这位老板对他文章的评价,他“哈”的笑了一声,又问了一句:“是吗?”就没说什么了。兴许他觉得老板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在董先生家拍他藏品的经过是有趣的。这篇文章写的是在香港淘旧书,为新书拍插图的细节只好略过不提;那几个小时大可以当作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就委屈成插曲了。董先生曾在专栏文章里写到这一天的情景,不妨抄一段,以见我们当时的忙碌场面:

石家庄来的几个客人趁着阳光灿烂的周末在我家开机开灯拍摄了许多文玩字画。是深圳的胡洪侠带来的:社长兼总编辑张彦奎老成持重,光靠眼神就指挥得了一切烦琐的工序;副总编辑张国岚摊开好几款封面和版式设计要我挑选,娴静的举止藏不住果断的主见;发行科科长结结实实帮我分担了不少又搬又抬的苦差事,非常对不住他李艳明那样娇嫩的大名;最可怜的是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兼副编审王静,全套摄影工作他一个人扛起来,强烈的灯光下从头至尾撑着一个“静”字把所以技术难题都镇压下去。……

董先生说那天我们的拍照是“一次最愉快的抄家暴行”,说“我这副老骨头终于散了大半副”,说他未打先招,“领着他们走回文革岁月,大抄自己的家,翻出了许多收藏成癖的人的美好记忆。”可惜,因《类编》一时难于出版,董先生的“老骨头”终究是白散了。不过自那以后,报纸再登董先生的专栏,就开始每期选一幅藏品图片做插图了,难说不是受了我们的启发,嘿嘿。董桥最新专栏文字结集成《小风景》,刚刚问世,书中的插图印得比报纸上清晰了不知多少倍,香港牛津终于把董桥文字打造成了书中精装的精品。我们本来也是要出精装本的,蹉跎至今,耗了精神,也耗丢了精装。董先生似乎很得意他的藏品能变成插图栖息在他的文字中间,他送我签名本时也不忘把我的眼神直接引导到他的宝贝图画里去:

“癸未处暑前两日 寄给我的朋友 洪侠老弟读画养神 董桥 六十后之作”

“散了大半副老骨头”的董先生当晚还要去报社值班,说好他夫妇第二天中午请我们午餐。我们去了中环的“镛记”,席间有趣的谈笑难以备述。董太太康蓝女士又是点菜又是买单,当年写《英伦忆往》的作者,饭桌上显示出她文字功夫之外热情干练的另一面。

宴席将散,我突然想起旧书店的事,就问了董先生一句。

“旧书店,哈,衰落了!没什么东西了。”董先生说。“附近就有一家,跟我走,我带你们去。”

董先生大步流星,前头带路,直奔士丹力街。过了那家曾经发生过杀人血案的“陆羽茶楼”,董先生手一指:“到了。”

董先生说:“我以前常来这里看看,最近不怎么来了,你们去转转,我就不去了。”(稿件来源: 天涯社区文化广场)

——新华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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