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一)
王正元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正元,1937至1949年间任国民党当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等职,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党政军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工作。由于这一特殊位置,王得以近距离接触许多最高机密,并从独特视角见证了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现将其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摘要如下,谨供参考。

专线长途电话--蒋介石与外部联系的主要渠道

抗战前,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通讯设备,是在朱家骅任交通部长时从英国购买的。其性能虽说不上先进,但在当时已是国内最现代化的。电话线路在主要城市之间都有双铜话线,宁沪间除实线外,还有三路载波电路两条,其它如徐州、汉口等地均有单路载波直达。当时,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南京是首都,是政治军事的中心。政府要员们大多数在上海另有公馆,每逢周末,纷纷乘车赴沪度假。所以,宁沪之间的长途电话业务一直很繁忙。

1937年“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南京电话局长途台业务更加繁忙,尤其是宁沪间的线路更紧张,电路不够分配,造成电话积压。战争一开始,国民党部队纷纷东调,当时蒋介石时常用长途电话直接指挥战事,电话局特意为他专门架设了一对长途线直通其黄埔路官邸。

上海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每天都要打多次长途电话到淞沪前线。蒋对手下高级将领一般不叫名字,而习惯以职务或“字”来称呼。在叫接电话时,对电话员一般简要地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或“朱总司令”(即朱绍良)。当时前线上有两个“张总司令”,他就说“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总司令”或“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总司令”。蒋介石在通话中,都是先听对方的汇报,然后再作指示,要等待几小时或者稍停后,再打电话下达指令。

顾祝同是苏北涟水人,他把话说得慢而低时和宁波话相差不大;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一口合肥腔,但他与蒋接触较多,双方都还听得懂。而张发奎说的广东官话,碰上宁波官话总是如鸡同鸭讲,在沟通上有些困难。所以,蒋每次说完后都照例问一声:“懂了没有?”最麻烦的莫过于朱绍良了。朱的耳朵有毛病,蒋每次与他通话,总是一再重复,而朱常常把意思完全听错了,后来干脆给朱绍良的电话统统由顾祝同代为转达。

一般长途通话中,前方均系报告战况,蒋再酌情下达指令。如一次顾祝同几次电话中请求增援,当时蒋军精锐大多数都开到淞沪前线了,蒋说:“恐怕赶不上,正在赶运中。”顾说:“情况比较危急,如果增援不上,第一线就支持不住了。”蒋接着说:“那么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拿上去吧。”有时与张发奎通话,因张驻在江湾指挥炮兵,连炮弹的命中率,蒋都要电话“垂询”。

“军用电话专线台”的成立

1935年,江启堃任南京电话局总工程师。在其任内,招聘了一批十六七岁的高小、初中毕业的女生来替换所有男话务员,经过短时间训练,就正式派用了。但因年轻没经验,在为蒋介石服务时常常出错。

蒋介石虽有长途专线,无须再拨“20号”长途记录台挂号。可是这些刚从事电话工作不久的女话务员,不了解情况,工作中也不分主次先后,还是要按一般手续,先要问明“发受人姓名”和通话种类等然后再接线。由于蒋介石讲的是一口宁波官话,这些南京姑娘往往听不懂,一听不懂就要重复询问,甚至多次接错。

在战争最激烈之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晚9时许,蒋介石对长途台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电话。”接通时,却是朱总司令(即朱绍良)。蒋质问:“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你讲没讲苏州?”因蒋介石漏报了地名,再加上蒋的宁波官话,南京籍女话务员把“顾”听成“朱”。这个小姑娘也未必知道被“顶”的就是当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蒋介石。

当时淞沪前线的4个总司令,其驻防位置是:朱绍良驻安亭,张治中驻青浦,张发奎驻江湾指挥炮兵,顾祝同驻苏州。蒋介石有一项重要军令没有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听筒摔坏,躺在长藤椅上,咆哮着呼唤侍卫官:“请钱主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钱一进门,蒋介石就气呼呼地说:“你把樵峰(俞飞鹏字樵峰,时任交通部长)叫来。”钱大钧当时感到有些突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联想到俞是蒋的嫡亲表兄弟,自己也和俞是多年的老关系,便上前低声说:“报告”,意思是问有什么事。蒋约略把话务员接错电话之事说了一遍,末了余怒未息地说:“问问樵峰,他是怎么部署的?”钱大钧唯唯退出,立即与俞飞鹏联系,可是连打几处电话都没找到。此时已近午夜,旋命随从副官备车直趋俞家。俞见钱深夜来访,神色紧张,忙问什么事。钱大钧遂把所发生之事备述一遍。俞飞鹏听后十分不安地说:“是呀,贻误军情谁能担当?”

次日一大早,俞飞鹏在部长室召见电政司帮办陶凤山、南京电话局局长朱一成,把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的事说了,要他们马上采取补救措施。经研究决定,建立“军用电话专线台”,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门负责。又经朱一成要求,指调在部工作的白堉、徐士元和作者3人到南京电话局长途台,每天24小时3人轮流值班。作者等人一到长途台,就把蒋介石通往长途台的长途专线接到自己台子上的一部磁式话机上,并把经由镇江、无锡接转苏州的长途电话改为南京直达苏州。俞飞鹏立将安排情况电话告知钱大钧,钱又加派侍从室第二组少校参谋周某来协助工作。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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