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四库全书》获奖有感
■文/东南一士
影印与整理：古籍出版的两种类型
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已在《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公布。这是国家级最高图书奖，自然引人注目。各类图书的读者群不尽相同，关注的程度自也不同。东南一士属于古籍爱好者读者群一分子，对古籍图书的入选书目，比起他类的图书便有更多的关心。
这一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各类图书共233种，其中标明为古籍整理类的入选图书为11种，名列首位的是《续修四库全书》。这部书为16开精装1800册的大型古籍影印丛书，去年刚出齐，开过隆重的新闻发布会，报纸作重大新闻报道，故广为人知。这是近年来各路媒体宣传与鼓吹的“盛世修史”、“盛世修典”、“盛世修书”中的一大项目，被誉为“功在当代，泽及后世”。虽说只是国家图书奖的初评初选，但以其大声势、大部头的号召力，预计最终入选，正式得奖，是不成问题的。
得奖，是好事。但这次《续修四库全书》的得奖，据东南一士之见，却有好事美中不足之处，这就是定位不准。只有把定位拨准，这个奖才奖得其宜，奖得其位，真正成为好事。古籍出版的图书，事实上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影印类，一种是整理类。二者虽同属古籍，却大有区别。影印，是利用照相技术复制古书，保存古籍原本的完整与原样。这个工作，确定版本后，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就可做了。整理则繁难得多，需要经过标点、分段、校勘，或加注释或不加注释，排印出来。排印后尚需多次校对，方能成书。这需要整理者必须具备古文字的阅读和考证功底，要加注释的话，还要有做注释方面的学问。这两种类型古籍，同为读书界和学术界所需，但不应混同不分。就像标点本《二十四史》、《清史稿》不能同影印本《二十五史》放在同一类型一样。
观看《续修四库全书》负责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95年1月7日），明确说明，这部书的“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使读者能有幸获睹四库馆臣未能见到的大批宋元刻本、名家稿本”。已出版的全书实际也证明，这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影印书。既然是影印书，理应归入古籍影印类，不可像现在这样归入古籍整理类。定错了位，就意味着在彼类中可得奖，在此类中就得不了奖了。这次图书奖没有设古籍影印类，只能说评委会不打算为古籍影印类评奖。其实，古籍影印完全有资格独立一类评奖。昔年张菊生编印《四部丛刊》
成初二三编，网罗、保全并传播古籍善本珍本，不依赖《四库全书》之名，已含为《四库》续编之意，确实称得上“功在当代，泽及后世”，倘放在今天，也是理应得国家图书奖，当然是古籍影印奖。
但这届国家图书奖有一个新举措，在公告初选书目上方，登出了一句标语声明：接受社会监督。这是要求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的表态。东南一士一普通读者，谈不上什么“监督”，但相信这是真话，愿就此提两点建议：
一、古籍类图书评选应在古籍整理类外增设古籍影印类，免与古籍整理类混杂，类似《续修四库全书》等古籍影印图书的入选问题和得奖问题，便可得到圆满解决。
二、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应提出各类入选图书的审查报告，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以便于公告所说的接受“社会监督”，如果不仅仅是走走形式的表态。
《续修四库全书》也应自我定位
这次国家图书奖为《续修四库全书》定位不准，固与出版界、学术界长期无视或有意模糊古籍影印与整理的区别有关，但与《续修》未能正确自我定位也大有关系。
第一，先说书名“续修”，续谁之“修”？自然指继续乾隆皇帝“御修”未竟之业了。几位清朝遗老还只敢建议说“续编”，令则迳以“续修”自任，足见口气之大，但也不免叫人同现时社会流行的帝王崇拜与王朝意识的泛滥联系起来，人们不难一眼看出，此类热衷攀龙附凤之举，不过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商业行为。再说名实问题。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以帝王之尊，倾全国之力，集一流学者，尽十年之功，成此一代盛举。《续修》显然不具备如此条件，也够不上这一规格。《续修》负责人答记者问说，《续修》“全书采用影印方式，不须一一重抄，时间上可以节省”（同前引）。这就完全走样了。《四库全书》实际是一部属于我们所理解的古籍整理类型的百科丛书，“一一重抄”就是它的整理方式，并非拿来主义那样的影印方式。近有学者为《四库全书》正名，这才是最需正名的。《四库全书》所存在为后人诟病的对某些书的改字等痕迹，正可证明这部书是经过编辑整理的。全书由经过考选的抄手用正楷缮抄而成，代替了当时可以采用的木刻或活体字排印方式，这些抄手事成后都钦授官衔，可见郑重其事。故全书版框齐整，行距规则，字体统一，与排印无异。而《续修》为图省时省力，采用影印，造成版框大小高下不一，行距宽窄不齐，字体木刻、手写并存，失去了原书整齐划一的本色，很难说这是一部标举《四库全书》之名的名实相副之书。此外，为赶时间，总目提要尚未完成（何时完成尚属未知数），就匆忙出书；未收各书的“存目”（及其提要）是《四库全书》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也被省去了，且不作任何交代。戏剧、小说类的收录不过粗具眉目，置近代大量发现于不顾（重要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亦摒而不收），尤见窘迫。这都难掩因陋就简之状。就像一座房舍出售，乾隆交付的是即可入住的全装修房；而《续修》交付的只是一座毛坯房，人们还无法居住，但做的宣传广告却好像是全装修式的了。
第二，《续修》的定位，是古籍影印，还是古籍整理，最好的办法是了解一下它的编辑成书过程。一般局外人本来很难知晓这方面的情况，幸得《文汇报》2002年5月10日登载了一篇题为《跑穿鞋底求佳本》的北京专电，副题是《＜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者谈八年修典》，介绍了一位“负责《续修四库全书》普查书目和调阅原书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科科长”水赉佑，“人们笑称他是《续修》工程的拼命三郎”。报道介绍了这位拼命三郎“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多方奔走，寻求佳本的故事”，值得一读（节录）：
水赉佑凭着一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带着一个助手跑遍了祖国各地，弄清版本源流、著述内容和文献价值，尽可能选好底本。6年里，他们到过国内各种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共115处，查阅图书15000余种，最多的一天往返于4家图书馆之间。
水赉佑用“跑穿鞋底、为求佳本”来形容这6年的甘苦。为求书品好、字迹清晰的底书，同一种书常常要查看数家藏馆，进行反复对比，从而挑选出断版少、不残缺、字迹相对清晰的初印本。有些书到几个图书馆查阅后发现均属残本，必须把几家藏本互为补充，拼贴的过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在借书的过程中，一旦发现所借底本与原选目所记载内容有欠缺的，就设法补齐。据统计，因配补而用的图书达1800种，12000页。
看过这篇特写式的新闻报道，读者会对“版本专家开书目，资料科长跑断腿”的编书方式留下一些印象了，这就是开书目的不看版本，看版本的不开书目；同时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部书的真正主编该算是谁呢？但通过这篇报道，倒是回答了这部书的定位问题，即报道中所指出的，《续修四库全书》是“一套特大型的古籍影印丛书”。看来写报道的这位记者，不比专家学者差，更懂得区别古籍出版的两种类型。
余话
也许说，一部书定位古籍影印或古籍整理，这是小事，反正都是古籍，何用小题大做。我们不是讲导向吗？国家图书奖把一部古籍影印类的书放在古籍整理类评奖，并给予大奖，这就是导向了，不是小事了。因为这会助长古籍类图书出版业中的从“影印万能”到“影印万利”风气的扩大蔓延，群起出版费力少、定价高、收效快的大部头古籍影印图书。报纸消息，最近又有欲与《佛藏》、《道藏》试比高的《儒藏》大型古籍上马，还发生北大、人大双胞案，双方同时紧锣密鼓进行，已有学者献议采用影印方式，据说可省点校之力云；相信不久将来，一部借古籍整理之名的大部头影印书《儒藏》即可出版上市，并极有可能成为下一届国家图书奖的获奖图书。而需要“皓首穷经”精神从事的古籍整理类图书的出版，恐怕就会越来越难了，做这类吃力不讨好整理事业的学者也会越来越少了，东南一士见闻有限，却也看出现在已经出现和存在这种趋势，这不是导向可能出点问题了吗？
2003年10月7日
文汇报 2003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