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中国篮球联赛是第一个从立陶宛和土耳其等国引进外援的联赛。中国的篮球人经常为自己国家对于篮球运动的疯狂而感到自豪，在那里，迈克尔·乔丹的名头家喻户晓。

    在姚明的事情上，球探们断言，中国篮球将最好的球员留到了最后。姚明在中国联赛中有如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那连篮圈都触手可及的身高。移动敏捷、头脑灵活再加上不失时机的外线出手能力，所有这一切将不仅使姚明成为炙手可热的商业明星，也将使他成为叱咤NBA赛场的英雄。

    在中国联赛中，姚明喜欢防守多于进攻。姚明曾说，他最擅长“盖帽”，这不仅可以阻止对方得分，还可以极大地打击对手的士气。同时，这位巨人甚至还有不错的运球和传球能力。

    入选“NBA名人堂”的比尔·沃尔顿在亲眼目睹姚明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后，曾如此评价：“姚明有可能会彻底改变现代篮球的打法，在离开悉尼时，我为他的潜力感到恐惧。”

    曾效力于上海大鲨鱼队的前尤他爵士队小前锋戴维·贝诺特说：“毫无疑问，他是一名风格迥异的球员。他需要加强上身力量的训练，以应付与大个儿球员间的对抗。通过在NBA的磨练，姚明一定能够给其他球员带来不小的挑战。不出一年，他就可能会令大鲨鱼奥尼尔感到震撼。当他开始做出18英尺的跳跃扣篮时，所有的人都会为此大吃一惊。”

    实际上，姚明早在本赛季初便想加盟NBA。随着NBA赛事在中国的转播，他的父母、朋友以及中国的体育记者和大多数上海球迷也都曾希望姚明可以尽早加盟。但是，直到上海队在今年的中国联赛中击败八一队，姚明美国之行的可能性才渐渐明朗。在姚明的帮助下（其中包括一场不可思议的21投21中的比赛），上海队本赛季成功折冠，俱乐部官员这才为姚明赴美开了绿灯。热队的球探戴维·普方德在观看完姚明在决赛中的表演后说：“他必将成为选秀中的前三甲。”

    现在的NBA拥有超过50名的海外球员，他们已经不再只是各个球队的板凳球员或是身材魁梧的陪练。国王队的斯托贾科维奇以及小牛队的诺维斯基已经成为了各自球队的中流砥柱。小牛队的王志郅甚至在三分线外保持着40%的命中率。

    专家指出，海外球员在NBA的优势在于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在美国的街头篮球文化中，人们看重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空中飞行和大力灌蓝。但是现在，训练有素的海外球员凭借在外线的“百发百中”赢得了和约。

    某球探公司的老板戴尔·默克先生说：“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能够投篮的大块头。”默克先生还说海外球员经常接受中远距离投篮的训练，“而我们的习惯则是让大个儿球员站在篮下。”

    在悉尼奥运会上，当姚明封盖掉多伦多“飞人”卡特和西雅图得分手佩顿的投篮时，他第一次令美国人眼前一亮。他还曾经参加过“乔丹篮球训练营”，在上海篮球俱乐部的办公楼大厅里，还悬挂着一张乔丹从背后轻拍姚明肩膀的照片。

    诚然，这位稚嫩的“长颈鹿”是否真的能够与NBA中速度奇快的“大象”们打成一片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姚明缺乏上身力量，他没有奥尼尔那样的绝对强壮，也没有奥拉朱旺猫一般的敏捷。他更像是迪瓦茨或是年轻时候的比尔·沃尔顿。

    在一次简短的采访中，姚明表示自己将继续增强力量训练。“我有决心成为巴克利那样的球员。”他说。姚明指的是曾在76人队、太阳队以及火箭队效力的球星巴克利，他也是姚明心目中最出色的NBA球员。“虽然巴克利从未获得过冠军，但是他心头强烈的求胜欲望却从来也没有熄灭过。同时，我还喜欢他的扣篮。”

    姚明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篮球世家，父母均是篮球运动员而且都有超过6英尺的身高，姚明对NBA的憧憬再加上其他中国人对NBA的向往形成了一个历史循环：19世纪9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的传教士第一次将篮球带入中国。

    姚明的英文水平大体说得过去。他是一个电脑游戏迷，有时他会拉记者到他的房间去，不是为了采访，而是为了寻找新游戏的对手。他喜欢上海的国际化氛围，并且与阿迪达斯公司签有合同，他还喜欢研究时尚、音乐以及西方美术。

    姚明的朋友称他“男大十八变”。在更年轻的时候，姚明并不喜欢篮球，并感觉是自己的身高强迫自己从事篮球运动。“他很聪明，一定可以无往不胜。”姚明的朋友说。 “他是个很特别的人，”贝诺特先生说，“我很少看到有球员在球场外表现得像他那样。”

    上海的球迷似乎见识相当地开阔。当姚明在一场冠军争斗战中投中26分并抢下23个篮板后，一位球迷说：“姚明应当属于整个世界。”

    同时，姚明方方正正的脸型，充满自信的微笑以及和蔼可亲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像是中国军队招募新兵的宣传代言人。他经常谈论的偶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师，诸葛亮将军。“他从不依靠武力，他靠的是智慧。”

    姚明的父母都认为加盟NBA是儿子“发展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步”，而且姚明已经为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端坐在自家的前厅，含辛茹苦的父母谈论着姚明的防守，姚明的进攻以及姚明的打球态度。（作者：罗伯特·马昆德 Robert Marquand）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200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