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艰难:有关学费之苦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2年12月27日文章:学费在中国引起新的艰难(作者:朱亨利/ Henry Chu)

    唐珍芝(音)女士一生历经坎坷,但是再也没有比儿子王道民(音)考上大学更令她感到骄傲的事情了。作为一名穷山僻壤里走出来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给自己开辟了一条锦绣之路——既充满了机遇又有“钱”途,甚至全家都会为此而受益,因为唐女士一家人最后都可以靠王道民来养活。

    但是,一座大山结结实实地挡在了王道民的求学之路上。还没等到王道民把他的家庭拉出贫困的深渊,他的家庭却因为他的学费而在贫困中陷得越来越深。唐女士和她的丈夫之前已经是债务缠身,但是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们还得四处求助于亲戚朋友——在以前,公费大学生的学费曾经是由政府支付的。为了赚到钱,哪怕是一点点钱,他们绞尽脑汁。除了种地所带来的杯水车薪般的收入以外,他们还猎羊、养羊。一连几年,王道民的父母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现在他们的女儿也考上了大学,而儿子也正在找工作,为了供养这对头脑聪明、成绩优秀的孩子,唐女士的家庭几乎面临崩溃。“别人都坐在家里打麻将或是品茶,而我则不得不每天都在外面放羊。”46岁的唐女士说,在她那张刻满沧桑的脸上,流露出了无限的沮丧。“我们一天也不能休息,”她叹了口气,接着说,“当我的儿子拿到大学通知书时,我把那看作了是一个机会,那确实是一个值得夸奖的好成绩。但是现在,我不敢确定那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如此痛苦的观念转变与中国在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思维格格不入;自孔夫子时代起,中国人就把求学看作是修身养性、飞黄腾达的好机会。像唐女士一样的农民,祖祖辈辈都坚信求学能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子女摆脱贫困并且走出山沟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他们的孩子能够勤奋读书,就能够在学校里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得到学位,找到好工作,从而令全家人的社会地位都随之上升。

    但是在如今的这个杂乱无绪的中国里,个人能力已经不再是全部。中国政府的很多管理观念与53年相比,早已大相径庭。比如,中国政府不再为全国最好、最聪明的学生支付大学的教育费用,这使得各高校的学费如火箭般扶摇直上。这样一来,高等教育便逐渐成为普通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这更加加剧了中国社会上的贫富分化。

    现在,很多像唐女士一样的家庭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为了避免欠债而让孩子们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还是为了支付高额学费而陷入贫困。“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经想到过让我的孩子们放弃他们的学业。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在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之后,我几乎整整一年都没有吃肉。”48岁的农民张良学(音)说。

    张先生的两个孩子都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是这两张通知书除了给这个家带来些荣誉以外,什么也没带来。张先生住在湖北省的一个小山村里,这里四面环山,遥远而偏僻,仅仅在今年才通上了电话。村里只有一条大路,还经常被洪水淹没。

    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这里却以自己的教育水平而自豪。这座拥有143家农户的村庄在过去的四年中总共培养出了十多名大学生,在中国的农村,这样的记录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该村的村长王胜(音)还得意洋洋地向我们讲述了一名当地男孩的故事,他通过刻苦的学习考上了大学,之后还去了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中国的南方找到了工作,月薪约为1000美元。对于村里的人来讲,这样的收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这个男孩的故事成了对全村孩子们的激励,他们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为自己,也是为家里人。

    但是,在谈起村子里的家庭为了孩子的学费而付出的艰辛时,王先生眉头紧锁,“在孩子上学之前,这些家庭的财政状况都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他们都变穷了。”王先生说,他觉得孩子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恰好与他或她的家里财政状况的好坏成反比。

    本来对于美国家长来说,为了孩子的大学学费而勒紧腰带并不稀奇。但是在中国,很多具体的情况都与美国大不相同。在美国,父母和孩子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像斯坦福这样的私立大学的学费对他们来说过于昂贵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学费更低、但是同样优秀的公立大学。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可以帮助学生们弥补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实在不行,还有贷款帮他们的忙。

    但是,如果中国学生幸运地通过了竞争惨烈的大学录取考试的话,受教育制度的限制,他们获得的选择空间很小。拒绝到录取你的高校去上学,几乎就等于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大学里的座位实在是太抢手了,人们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去选择学费较低的学校。而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助学金计划和贷款业务才刚刚起步,专门的勤工俭学项目还没有出现,此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到钱。

    与美国人相比,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很低。所以,供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对中国人来说相当可观:不吃大餐了,医疗体检也推迟了,漏水的屋顶也不修了,休闲活动当然也不得不取消了。

    唐女士夫妇还算比较幸运的,他们种的稻米、油菜籽和饲养的家禽家畜能够给他们带来2000元人民币的年收入。他们的儿子三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家师范大学,但是在人满为患的人才市场上,他一直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唐女士的女儿是一名艺术专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她每年的学费要达到10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五倍。想一想吧,就像是一个年收入只有3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要支付15万美元的学费。为此,唐女士已经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几千块钱的债。

    “以我们的收入状况来看,我们肯定是还不起这些钱了,”唐女士说。她的房子证明了她的贫困。这是一间建于六七十年以前的土坯房,它目睹了整个村庄在过去的冷暖变迁。屋子里只有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和几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具:一张小饭桌、几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和几张铺满了毯子的床。从80年代起,村子里面富裕起来的家庭便开始搬进了崭新的红砖房,看上了彩色电视机;但是唐女士夫妇仍然在贫困的起点打转转。

    张先生曾经一度成为村子里的风光人物,他是村里第一个盖起两层小楼的人。“在我儿子上中学时,我盖起了这间房子,”张先生说,“从他很小时,我便教育他要勤奋学习。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上学是一座桥梁。除了这座桥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把父亲的话记在了心中。正因为如此,张先生现在一贫如洗。“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攒下一分钱。相反,还借了一万多元的债。”张先生说。

    像唐女士和张先生这样的家长算得上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受害者。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在1990到1997年之间,中国有关机构花费在高等教育上的费用每年都要上升20%;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减少公共资金的投入,责令各高校提高学生的学费。

    目前,高校每年的学费平均约为4200到6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很多城市家庭一年的收入。但是,很多中国人都拥有这样的一个信条——教育的价值高于一切。所以,很多家长都甘心情愿地付出一切代价来支持孩子读书,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从很多意义上来讲,中国都只是不发达国家。中国全国上下只有204家高校,而美国的高等教育学校却高达1900家,但是美国的人口却只是中国的1/4。

    尽管家庭拮据,尽管负重累累,尽管终日劳作,但是唐女士从未改变过送子女上学读书的决心。“虽然现在的生活很艰难,但是我毫不后悔,”她说,“只要孩子们能够在将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些都算不上什么。”但是奉献也会有一个限度,唐女士告诉她的女儿:“要是你想继续读研究生的话,你只有靠自己了。”

    中国网200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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