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

    ——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辩

    胡志挥

    自去年3月以来,我就促进中国对外编译、出版写了多篇文章,作了几次演讲。这些言论见诸报端后,先后接到不少反馈,说开拓外向型的笔杆子产业确是一条可使祖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捷径;但遗憾的是,有一些人仍对此持有异议。最近,又有几位热心的读者把耳闻目睹的不同看法都一并附来,希望我再撰文作一番针对性的阐说。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为了明辨是非,增强自信,现提笔抛砖引玉,权作答谢。

    一,“中国人的英语,洋人未必会认可吧?”当前,国内有些英语读物(包括图书、报刊文章、广告和说明书)确实Chinglish(汉化英语)连篇,差错百出,遭到中外读者的批评。但这既不是主流,更不能因此认为我们中国人的英文就是不行。英国前首相邱吉尔不是曾称赞顾维钧先生(已故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英语足可与他“平起平坐”吗?这样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总之,在对待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上,我们理应实事求是,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最近,有人批评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英语常出差错,我们能因此说美国人的英文都不行吗?

    二,“用英文向国外介绍华夏文化,此事不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吧?”按理说,所谓文化交流,确实应该各搞各的,不必由外人“越俎代庖”,但事实证明:决定文化交流的因素并不是人们的意愿,而是社会发展和客观需要。当前,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切均以利润为准绳:能挣钱的,他们又出书,又拍电影;无利可图的,则一概不出。例如,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女作家散文选》,尽管前几年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现状颇感兴趣,尽管应邀去美国大学讲课的朱虹女士一再争取,但她在当地迟迟找不到出版单位,最后只能回到国内来自费出版后再带出去当教材。由此可见,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确实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很想把我们的国粹(如诗歌、绘画、音乐和戏剧)都介绍给本国人民。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例如,缺乏资助或有关资料),他们也往往深感力不从心。总之,所谓文化交流均包括“拿进来”和“送出去”两个范畴,而对待后者,我们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既要鼓励西方开明人士多做文化交流工作,又要强调这付重担应主要落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肩上。

    三,“中国多是些老封建的东西,没什么可值得拿出去。”首先,对待祖国的文化遗产,我们决不能全盘否定,而必须采取实事就是的态度。事实证明: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例如,科技、哲学、美学、音乐、美术、戏剧,等等)都创造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和精神财富,并且它们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彩。对此,许多伟大的中国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杨振宁,等等)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得益于祖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最近连许多西方资深的学者都把它看成是能挽救世界安定的灵丹妙药。总之,只要采取辨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在我们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里,值得拿出去的东西实在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向外翻译、介绍的内容不是没有,而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认真、深入地开发。例如,中国先后被联合国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已多达二十几处。又如,前不久,联合国又批准我国的昆曲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用英语对它们进行详细的介绍,却至今依然不是空白就是少得可怜。再如,经过我国考古界的多年努力,我们已把有记载的中国历史又向前推了一千多年。可是,由于我们迟迟没有对外提供详细的信息和真凭实据,怎不叫外国人怀疑说我们是在吹大牛呢?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拿进来的东西日益增多,而送出去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无怪乎国外出版的各种专著(如,《世界戏剧史》、《世界绘画史》,等等),尽管一版再版,甚至已经出了中文版,可其中有关中国的情况却依然不是寥寥数语,就是榜上无名。对此,我曾问过几位外国学者,他们的回答是:“由于缺乏有关的英语资料,作者又怎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堂堂大国,至今尚未出版一部较深入、系统地反映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英文版百科全书,不论从名望或国际地位来看,委实是太不相称了!

    四,“东西方差距那么大,中国的文化或作品,西方人能接受吗?”首先,人类在思想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共性,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儿童读物和动画片(如《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等等)会这么深受外国观众的欢迎;为什么美国好莱坞根据我国民间传说拍摄的电影《花木兰》会如此风靡一时。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已为我们树立了“对牛弹琴”的范例:他利用“人同此理,理同此心”这条共同规律,只加了一个画龙点睛的副标题(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便使国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大受欢迎。

    五,“中国作家迟迟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这要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英文翻译不过硬吧?”这种说法一直使我们从事对外翻译的人员长期背着黑锅。不错,过去确有一位外国同行曾批评我国英文版《中国文学》是“谋杀文学”。然而,第一,他所列举的那部小说的英译者恰恰不是中国人。第二,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样批评确实有些过火。”众所周知,中国文坛曾涌现出不少驰名中外的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等等)。就拿老舍来说吧,他的主要作品(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离婚》和《牛天赐传》)的英译本,都是作家本人与英、美译者通力合作的结果,质量上可谓不成问题。但老舍先生不是也榜上无名吗?再说王蒙吧,他的主要作品不仅早已译成英文,而且有些英译本还颇受欢迎。可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衡量标准;即使王蒙的作品译得非常出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也决不会刮目相看。前不久,我拜读了一部获奖作品的英译本,终于真相大白。这部长篇小说写得究竟如何,历史自有公论,无须我多嘴。至于英译本的质量,那就白纸黑字,有目共睹。按国际上公认的翻译艺术标准来看,我认为它恐怕连中流都还不太够格。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一部作品能不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关键既不在作品本身的文笔,也不在它的英文版译得如何,而是在于作品的内容是否吻合评委们的胃口。总之,过去责怪我们中国英译者水平不过硬,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一种托词。

    六,“据说,除了害怕我们‘输出革命思想’之外,欧美各国还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例如,欧洲中心论),阻力肯定不少。怎么办?”我觉得:不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由于国家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别,阻力确实难免。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主持编辑的我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鞋》,早已在美国记者伊罗生等中外友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完成英译工作。但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限制,它被压了足足40年,直到1974年才问世。如今,我国已正式加入世贸及其它有关的国际组织,他们就无法公开阻拦了。此外,我们也应该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是非常友好的。例如,最近美国传媒CNN的创办人尚福礼先生,不也明确表示:他很想把中国的京剧介绍到美利坚去吗?总之,国际文化交流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止。只要产品对路,肯定不会积压。何况,对大批国外的图书经销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他们肯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七,“西方人在各方面都强(例如,技术、资金、经验,等等),我国的对外图书出版能竞争得过别人吗?”不错,过去由非母语作者编写或翻译的英文图书在国外市场上一直缺乏竞争力。但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首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些迷信或错觉,目前已基本扫除。例如,前不久据几位外国朋友透露说:过去他们只买西方学者翻译或撰写的书籍,但后来与中国人的成果进行对比,发现后者更为可信。于是,“峰回路转”,他们就喜欢购买中国人编译的书籍了。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溢美之词”。但由中国人编译的学术书籍在外文书店里都早已脱销,这是事实,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其次,在对外翻译、出版有关中国情况的图书上,我们无疑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遗憾的是:有些同行却至今仍不善于发挥这些优势,常常在激烈的竞争中屡遭惨败。例如,在英语的导游图书领域里,国外书商十分善解人意。除了对名胜古迹的背景进行介绍以外,他们还提供各种非常实用的信息(例如,交通、住宿,注意事项,等等)。结果,尽管有些文字十分勉强,但这些出版物却一版再版,颇受欢迎。相反,我们自己的许多对外导游图书,多数仍停留在“图片加说明”的模式里,既枯燥无味又缺乏实用性,怎不堆积如山,无人问津呢?另外,国内有些最近出版的英语导游手册,尽管也增添了一些文字说明,但含金量不高,作用也极其有限。例如,在介绍成都著名的都江堰时,多数只笼统地介绍它的修建日期和防洪功能。至于它科技上究竟有哪些独创和贡献(例如,两千多年前的李冰父子已掌握水流的规律;已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来开山劈岭和已研究出排除泥沙沉积的有效办法,等等),却很少谈及。事实证明:就导游手册而言,最使游客感兴趣的往往是能使他们大开眼界和得益匪浅的信息。但在挖掘这些深层次的背景资料上,外国人就“可望不可及”了。因此,在翻译和编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图书上,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由此可见,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包括文字、选题、设计,等等),我们肯定能稳操胜券。

    八,“既然我们占有那么多的优势,那为什么我国的对外翻译、出版界目前会在人才、质量和产量上都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呢?”对此,我认为:我们应“一分为二”。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我国的对外翻译、出版界也取得过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就拿文学翻译来说吧,解放前,只有英文刊物《天下杂志》曾译介过一些古今文学名篇(例如,曹禺的《雷雨》)。抗日胜利后,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小说,我只买到过一本印刷极其粗糙的短篇小说选(包括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的早期作品)。不仅翻译质量十分差劲,而且数量也微乎其微。至于台湾,尽管50多年来在经济上成为“四小龙之一”,但在对外的文学翻译、出版方面,作品却一直寥若晨星。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起,虽设有专门的英译期刊,但所译介的内容也多偏重于旧作(例如《孽海花》,等等)和一些香港、台湾等当代作家的作品。相反,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界的不懈努力,所有的古今文学名著,包括小说(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剧本(如《关汉卿剧作选》)、词(如《诗经》、《离骚》,等等)都早已出了英译本。至于现代文学,许多名家的代表作品(如《子夜》、《边城》)也几乎都作过英文译介。当代文学,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著名作家(例如,冯骥才、陈建功、王安忆,等等),也都先后出过不少英译的单印本或选集。此外,除了各种文学史之外,我们还编撰了中英文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和《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以上均有案可查。请问,解放前的旧中国能同日而语吗?台湾、香港,甚至外国,它们哪个能跟我们一比高低呢?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所说的滑坡现象近几年来不仅确实存在(详见2000年8月4日《人民日报》),而且还每况愈下。当然,造成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其中最主要是: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有些人仍抱着“老皇历”不放,无论在思想或行动上都跟不上社会形势的发展。正是由于垄断和缺乏竞争,使图书出口越缩越少。同时,也正由于“茶壶倒饺子,有货出不去”,才引起如下的连锁反应:例如,有些编译人员在“端着金大碗讨饭”(即:完成外销成果后却找不到出版单位)。又如,翻译教学队伍不断“阴盛阳衰”(即:攻英译汉的多,从事汉译英的少得可怜)。再如,人才严重青黄不接(甚至连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也招聘不到合格的对外编译人才)。请问,在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态下,人才能不日趋枯竭吗?产品能不逐渐下降吗?编译质量能不每况愈下吗?

    九,“那么,要想彻底消除这个恶性循环,应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一劳永逸地解除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必须对症下药,对我国对外翻译、出版和发行的体制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和创新。对此,我曾先后提出不少设想(详见2001年3月24日及2002年8月20日的《文艺报》和2001年3月12日及2002年7月1日的《北京日报》)。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点:(一)要扩大英语图书的出口渠道。(二)要改革现有的体制:要把事业变成企业,并引进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三)要大胆进行创新,即:要充分调动所有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及早兴办一个外向型的笔杆子产业。

    十,“您对中国人自己也能承担对外编译出版信心十足,您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吗?”当然有,刚才所说的“优势”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再补充如下三条较为显著的事实:

    (一)语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就英语而言,西方人只是占了一点“先天”的便宜。只要肯勤奋、刻苦,我们也同样可以掌握英语。例如,林语堂用英语写的小说不是在国外也一度颇受欢迎吗?又如,已故的许孟雄先生,他虽未出国深造,但英语水平及许多译作(例如,《暴风骤雨》和《子夜》的英译本)一直有口皆碑。

    (二)翻译是门语言艺术,它不仅需要精通两种语言,而且还应精通原文所反映的内容和知识。此外,翻译艺术还具有其独特的规律。首先,能否正确理解原文乃是拦路虎。其次,译者是否具有相应的再现能力也是翻译艺术成败的关键。再次,究竟该如何翻译,这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例如,老舍先生的《茶馆》有两种英译文。尽管Howard-Gibbon先生是母语译者,但他既不精通汉语,又对戏剧是个门外汉,结果,其翻译成果无法搬上舞台。相反,尽管英若诚先生是个中国人,但他既精通英语,又是戏剧行家。因此,后者在对原作的理解和再创作上都比前者高出一筹。由此可见,在对外翻译、出版的领域里,外国人与中国人完全可以平起平坐,谁高谁低,全凭本人的能耐。傅雷的《高老头》和杨绛的《吉尔布拉斯》,在翻译艺术上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至于翻译理论,严复的“信达雅”和钱锺书的“神形兼备”也堪称一绝。正因为具有这些辉煌的榜样和建树,在对外翻译上,即使与母语译者相比,我们中国的译者也往往毫不逊色。例如,谌容的中篇小说有两种英译本。前者(见香港《季风》英文月刊1980年6-7期)由中国译者翻译,后者(见《中国文学》英文版1980年10期)经过外国专家的加工和润色。

    但根据我的对比研究,后者却远不如前者译得生动、出色。例如,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眼里,“战友”这个称呼既神圣又自豪,但遗憾的是:后者竟把这个符合人物性格的典型称呼“战友”译成“朋友”。常言道,“一叶知秋”,其全篇翻译水平究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恕不一一赘述。

    (三)中国不但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而且目前又在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因此,可编可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同时,由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历史和现状的兴趣在不断递增,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光是教材和辞书,潜力就十分巨大。因此,只要我们编得好,译得好,市场肯定不成问题,前景一定无比灿烂。

    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


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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