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追寻长城

    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见证了它悠久的过去与进步的今天。美国记者彼得·赫斯勒沿着长城的路线向西行进,冷静地观察着长城脚下的这方土地

    美国《国家地理》月刊1月号报道 题:追寻长城(记者 彼得·赫斯勒)

    中国人的葬礼上至少总有一个人是快乐的。我是在驱车穿越中国北部时了解到这一点的。

    我一直向西行。我租了一辆吉普车、带了一顶帐篷和一个睡袋。我从我北京的家驶向河北省,从渤海之滨开始了我的旅行。我打算沿着“长城”附近的乡间小路前行。

    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象征,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却不断被人们误解着。人们普遍认为,长城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事实上,中国北部纵横交错着由多个朝代修建的各不相同的城墙。直到现代,由于外国的误解,加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通过使用“长城”这个词,才将这些古墙象征性地连接在一起。

    我在追寻一个神话,希望在路上能遇到帮我揭开真相的人。学者和专家对我没有特别的吸引力——相反,我希望见到一些中国老百姓,他们生活在这些古老的要塞附近,会对过去和现在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隆重的葬礼

    我在秋天出发,那时,河北各地丰收的粮食被有意地放在公路上,等待过往车辆碾过脱壳。高梁、小麦——谷壳在我的轮胎下噼啪作响。那古墙像石头幻影一样高悬在山顶上。

    在经过山西时,一路上看到葬礼我就停下来。第一次是在一个名叫新荣的小镇,这里的主路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聚在这里,观看一个四处游走的地方戏班子的表演,怀念一位名叫何宇(音)的辞世商人。他生前拥有新荣最大的商店——新源商店,这个戏班子受雇在商店门前表演。戏班子的舞台是一辆改装过的“北京”130卡车,车栏杆被拆掉,装上了大喇叭。戏班子的头儿叫魏福(音),他脸上涂着油彩,咧嘴一笑,告诉我:他们80%的收入都来自丧事。他说:“当然,我为家属感到难过,但这是我的生活。”

    第二天,当我遇到张宝龙(音)时,他脸上也有着同样的笑容。离开新荣,我向西南行进,地貌变得荒凉,贫瘠的小山上隔不远就出现一座烽火台,这曾经是明代防御工事的一部分。我把车停在路边,凝视其中一座古台,接着,我就听到附近举行葬礼的哀号声。当我走近时,一个矮胖子递给我他的名片。名片上用中文写着:张宝龙/风水师/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

    名片背面还印着27项独立服务项目。一些很容易被定义为“红”,或“喜”(“挑媳妇”),而其他显然是“白”(“挑墓地”),但有时颜色就模糊了。张还有其它各项服务: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建房”,“估计煤矿位置”,“拖车”。张说:“我很忙。”他今天来是选墓地的。

    亡者家属轮流在墓前下跪。似乎没有介意我观看。过去共产党作为旧迷信禁止风水活动。但是,在过去年里,随着经济的开放,旧迷信又死灰复燃——并经过重新包装,印在名片上。

    手写的村志

    我继续开车向内蒙古自治区进发。在山西北部的土地上,散布着用土坯修建的已经废弃的防御工事。我穿乡越寨,经过绵延几十英里的古墙和烽火台。这些村子到处是高墙堡垒,许多镇子的名字都带有“堡”“营”“岗”。从前,这里是中国士兵把守的要塞,如今是沉睡的山村。这里的农民种土豆。他们在炎炎烈日下辛勤劳作,而那些堡垒如同古老的可怕的东西,或灰飞烟灭,或化作断壁残垣。

    这些防御工事的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明代。如今我们看作长城的大部分都是在明代修建的,明代是唯一用砖石修建防御墙的朝代。

    我把车停在宁路(音),走过这个村子就是内蒙了。宁路被近一英里长的古城墙包围着,有120个村民。老人们坐在村子的场院里晒太阳。

    在中国的村庄里,我经常会问是否有人了解地方史。不管什么时候我请教学者,他们都强调同一件事:不要低估当地人记忆的价值。

    场院里的老人立刻说:“找老陈谈谈。”他叫陈真(音),今年53岁,是一个种土豆的农民,有不到两英亩的尘土飞扬的土地,还有5头羊,年收入大约为200 美元。他戴着一副沉重的黑边眼镜,银白色的头发剃得很短。他将我领到家里,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捆订在一起的米纸。封面是他写的:宁路志/1992年1月22日开始研究。

    我打开书,读着老陈详细的描述:“城墙修建于嘉靖22年(1543年),外贴万历1年(1573年)烧制的窑砖。”

    这本书有几十页,记录了几百个日期,其中还有插图和地图。老陈说:“我研究了县里的档案,然后同镇里对往事有记忆的老人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死了。我去年才写完这本书。”

    他给我看他在一段汉长城附近捡到的陶片。三个朝代在这个地区留下防御工事,老陈提出要带我到废墟看看。我们开着车,驶向北面的山,他把我带进满是野草和土沟的山谷里。老陈走起路来慢悠悠的,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样子:双手扣着,背在身后,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他指着远处的北魏长城,那是一段向东北延伸的两英尺高的破土瘠。汉长城小极了,要不是他指点,我根本注意不到。与之平行的是明长城,六英尺高,顺着山向东延伸。被一条公路截断,公路上竖着一个石碑,插入长城的中心,上面写着“内蒙”。

    城乡游走族

    我开车进入内蒙。这里地势较高,是一片空旷的草原,傍晚时分,我停车野营。黑夜寒冷而清澈,头顶群星点点,北极星在西边的天空熠熠闪光。半夜,帐篷突然被光照亮,我“噌”的一下坐起来,以为那是卡车的前灯。后来,才意识到是月亮刚刚升上地平线。我端坐了一会儿,听着风声和我心脏的跳动。

    我经常宿营或在卡车站过夜,省得住旅馆。我希望这次秋季旅行能到陕西省,然后,我就能在春天继续向长城的最西端进发。我所走过的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少见到外国人,有时他们问我是不是蒙古人、西藏人或新疆人。

    我经常让人搭车,他们通常在农村老家和城里的新住处来来往往。

    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估计为1.5亿,大多是在城市里找工作的农民。我的许多乘客都是精明的小城镇人——在城市的饭店或美容厅做服务员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头发染成鲜亮的红色,一坐到车里就带进一股廉价的香水的味道。她们直挺挺地坐着,背很少靠在座位上,似乎搭车是一种正式的经历。

    我这次秋季旅行的终点是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这个高原的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有着分瘠的黄土山,崎岖的河谷。几百年前,这些山上种满了树,但是,农民世世代代的耕种和多年干旱使这片土地变得同海滩一样贫瘠。这里是这个拥挤国家北部的最后一块可耕地,仍然种着许多庄稼;1949年以来,黄土高原的人口翻了一番。

    这里的地干的时候像石头一样硬,有水的时候又会裂口子。这里的降雨量很少,但即便如此,少量的水都足以将脆弱的土地撕裂,将表层土带走。时间一长,小裂缝就成了大沟壑。人们居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

    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总是能看到更多的宣传标语。有时标语上的指示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我开车经过黄褐色的山,山坡上面刻着50英尺高的字:让青山更绿。

    古墙新用途

    春天,我出发去完成长城之旅。这一次,我希望能走到甘肃省,汉长城和明长城遗址最西端就在那里。我还是从北京出发,但这次沿北路进发,希望尽快穿过内蒙。从地图上看很简单,但我从没想到在内蒙广袤贫瘠的草原上,会出现交通堵塞。

    西伯利亚强风暴南下,气温骤降。油管冻得结结实实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110国道上一动不动。

    长城是中国前进路上的伴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路过兴武营,在这个荒凉的村庄里,村民只有爬上明长城废墟,才能收到好的手机信号。他们站在古墙上,拼命地拨号,并凝视远方,好像在寻找入侵者。在这些地区,骑摩托的人将光盘装在挡泥板上,代替反光罩。高科技与古老的事物交错,似乎现代化像侵略者一样突如其来——当手机代替了烟雾弹,而你还要爬到古墙上去用它时,这意味着什么?在兴武营,古墙现在是一个附件,与手机相连,保卫着信号接收。

    经过内蒙后,我穿过滕格里沙漠,沿着黄河向西进入甘肃省,然后向北拐。在古代,甘肃是西部腹地,这里密集着古老的防御工事。312国道边,延伸着数英里长的古墙。

    我在嘉峪关遇到杨勇福(音),他在重修明长城的一段。

    杨声称自己是第一位获得许可,为盈利对长城的一段进行重修的中国商人。他今年40岁,从前是农民,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监督政府资助的另一处长城的修缮工程。他利用那一次经验和超过12万美元的投资,现在重修这段横贯附近沙漠的长城。

    汉代要塞的最后一段在嘉峪关以西的沙漠上。

    经过一个名叫苏北(音)的小镇后,我继续行驶在215国道上,向青海省内的山脉方向开去。汉长城的最后一段从我身边滑过;整个长城如今都在我身后。

    参考消息200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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