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看到的中国农村现状

    日本《文艺春秋》月刊4月号文章 题:不为人知的中国农村现状(作者 日本《东京新闻》编委清水美和)

    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一栋栋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向自由经济大踏步迈进,连日本都感到自愧不如。但是如果来到中国的农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南街村现象”

    中国河南省省会郑州以南约100公里,有一个南街村。那是一个3000多人的村子,至今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行土地和工厂由村民集体所有的集体经济。就是这么一个小村,甚至在中国引发了“南街村现象”热,去那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个不起眼的小村为什么会在今天崭露头角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80年代开始的,当时分田到户的政策把在“人民公社”中劳动的农民解放出来。就像日本一样,允许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因此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南街村党支书王宏斌对分地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土地分了,人心散了。”

    南街村当初也曾把土地使用分配给农户,实行自由耕作。但是,据说其结果是:“部分人赚了钱,多数群众被骗,党组织腐败了。”“在农民要求下”,村党支部收回土地,购入农业机械,实行大规模集体经营,从加工小麦开始,发展了村营企业。今天,该村有方便面、包装材料、涂料等26个村营工厂,其中还有与日本合资的印刷厂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啤酒厂。

    在这20年中,该村的产值增长2000多倍,雇用了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1.1万人。相反,农业比重下降,只有70人在67公顷的耕地上工作。

    谈及成功的原因,王宏斌肯定地说:“是因为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集体经济。”他说:“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生产热情高,全国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南街村的经验似乎与改革开放的方向背道而弛,但是它在中国却受到欢迎,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农民收入从90年代后期起便 难以增长。1985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相差两倍,而现在扩大到近3倍。

    “农业股份合作制”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13亿人口中,还有70%住在农村,中国是“农民大国”。农村经济停滞会动摇通过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中国发展战略,对社会稳定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认为,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原因是农产品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过剩,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恩格尔系数降低,对农产品的支出难以增加。

    中国农村有一个根本性的难题,那就是可耕土地有限,而人口又太多。

    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24公顷,还不到日本的1/5。从现在的需求及农业技术来看,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有1亿人就足够了,据认为农民中有2.5亿人都是过剩劳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土地分给农户经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但其后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成本也很高。

    小麦、玉米、棉花等中国主要农作物的国内价格已经超过国际价格,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国际市场上更便宜的农产品大量拥入,中国农业将陷入困境。要想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只能集中土地,谋求扩大规模。但是对农民来说,不管生产效率多低,只要土地还能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就决不会轻易放弃土地。于是,党和政府鼓励把农民的土地股份化,有偿地集中土地。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的三王村,从1999年起开始实行一种新制度,即在农民保留使用权的前提下,把土地提供给村里的花木栽培公司,农民成为股东,接受分红。

    作为土地的使用费,以每亩500公斤小麦计算,向各农户支付现货。春节由公司免费向农户提供肉、油、水果等。据说根据农民股东的意见,现在暂不分红,而是用于新投资。

    村长兼公司总经理李国民自豪地说:“我们雇用了以女性为主的400名农民,每年向每人支付3500元的工资,另外,男人外出打工,使农民的收入比过去增加3倍多。”

    这种做法比较容易让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这种“农业股份合作制”首先是在农业发达地区浙江省开始试行的,现在不仅在河南省,而且开始在全国进行试点。

    民工子弟学校

    集中农地,减少农业人口,将导致多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城市,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区北部正在建设运动员村。在工地附近有一片密集的旧平房,这片平房的中心有一所育英小学。那些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只有农村户口,即便来北京也没有人向他们提供住处,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被排除在公立学校的教育之外。

    因此,从河南信阳来北京的范宝成校长5年前开办了这所学校。在北京市,这类民工子弟学校有120多所,约1.7万名孩子就读。

    我第一次访问育英小学是2000年,当我时隔3年再次访问时,学生人数已经从当时的550人增加到800人,还增设了有100多名学生的中学部。

    有报道说,北京市将放宽对民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的限制,但是范校长说,政策总的来说还没有改变,想在他的学校读书的民工子弟还在增加。

    2001年学校搬了新址,面积比过去增加了一倍,不过仍然是利用废弃的工厂设施,学生们还是挤在陈旧的教室中上课。

    “农民进入城市”

    最近,部分省市依照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方针,取消了“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差别,统一发放“居民户口”,开始试验放宽户口制度。但是,即便是改革户口制度方面走在最前面的江苏省,也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根据苏州市2001年5月的规定,农民要想获得苏州市户口,必须满足3个条件:①在苏州有50万元以上的投资;②纳税累积超过5万元;③单身者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住宅。

    即使在中国最富裕的东部地区,农民每年的纯收入也不到3000元,可以说,这个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农民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很多条件更加苛刻。

    被拒绝在城市定居和就业的民工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危险的工作。即便 被工厂雇用,也只能是临时身份,工资低,没有福利保障。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城市打工的民工拿不到工资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国媒体报道说,据政府部门对7个城市的12家建筑公司的调查,扣发民工工资的工程中有半数都是政府招标的。原因是政府招标的工程在向下承包的过程中,往往部分建设资金“不翼而飞”,因此没有钱给民工发工资。

    进城的民工已经突破1亿人。据估计,今后脱离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每年将达到1300万人左右,现在只占36%的中国城市人口到2020年估计会达到60%左右。

    从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住在小城镇的农民可以保留土地使用权,但是移居到城市的农民必须放弃土地。过去农民如果在城市生活不下去,还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土地是农民给自己留下的最后的活路,但是今后到城市居住的农民必须放弃土地。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过剩劳动力是中国制业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中国产品拥有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原因。

    新出现的“农民进行城市”的潮流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任何人都无法预测,但是它无疑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巨大影响。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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