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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中的上海话:兴衰背后见证中国社会微妙变化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0 月19 日 | 文章来源:新闻周刊

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上海人提出上海话需要“保卫”,曾令无数上海人自豪让诸多“乡下人”不爽的方言,其兴衰背后,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微妙变化

时光倒转二十年,以姚明的明显北方普通话的口音,要想获得上海人的认同,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但姚明现在是上海的城市形象大使,也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上海人。

2005年以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上海人说的上海话逐渐不标准,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上海话学习班的出现也时有报道,似乎上海话正处在一个上升过程中,正在逐渐强势。

上海话到底怎么了?现状如何?将会如何?这恐怕不是上海一地正在面临的问题。

上海话“处境不妙”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参与调查的高二学生朱远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细节,他在某公园中和几位老人攀谈,发现有的老人在相互交谈之中是用纯正的上海话,而对自己的孙子,却说起了普通话——虽然说得有些吃力。

参与此次调查的学生们说,他们在学校上课和课间交流时,都使用普通话,只有回家之后才会和父母说上海话。

“杜特上海话”培训班的授课老师,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沪语授课的现状:“每一期大约十几个学生。到现在为止办了三年,我的学生前后大概是200人左右吧。不过,上海的其他类似培训部,已经全部关闭,只剩我一家了。”

追究其他沪语培训部倒闭的原因,阮教授回答说,学生数量不足是重要的一条。

2005年上海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著名沪剧演员马莉莉提出建议,要求对上海话进行保护,因为她发现已经很难招聘到发音合格的年轻沪剧演员了。据说市委书记陈良宇对此做了肯定的批示。

上海话面临式微,是上海官方、学者和民间共同的观感。

这一现象不仅上海人正在面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振鹤对本刊说:“这方面上海还算好的。我最恼火的一件事,是发现厦门人之间基本不说厦门话,而说普通话。”

方言萎缩的政治原因

语言的变迁,都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而形成的。上海话的强势地位直到文革结束才被逐渐打破。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老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的力度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有专门条款,上海的相关工作也在此时加大力度。而“保护上海话”的著名提倡者,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说:“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从幼儿园到学校,开始统一用普通话授课,连课外也不准说上海话,甚至厕所里都不准说。很多学校对说方言的行为扣品行分处理。我看到有中学教师撰文说,现在是进了学校门,就到北京城。”

行政干预的另一个措施,是取消了几乎所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内容。90年代初,完全使用上海话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在上海大获成功。但是第二部沪语连续剧在开播之前被叫停,后来只播出了普通话配音版本。从此,再没有人投资拍摄类似的沪语文化产品。

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90年代以来,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握有强大行政权力的设计者对于“地方性”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因而用“国际化”蚕食了“地方性”,“不仅仅是语言。比如建筑,被认为非现代性的建筑大量被拆除,然后用假的仿古建筑代替古建筑。”

而方言方面,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我认为这一点和上海作家缺乏原创能力有关,而这种匮乏是和强势行政力量同时发生的。精英阶层无法提供具有方言特色的文本,加上方言的传播被钳制,方言萎缩就是必然结果。”朱大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海学者们怀念上世纪30年代,那是上海话的黄金时期。钱乃荣教授说,当时英语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新词,上海的作家们就意译或者音译,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进入普通话。

社会变迁和上海话

30年代就像上海的青春期,是一个永远让上海人怀念的时代。但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当时上海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大规模移民的目的地。

30年代的移民是族群聚居。比如在杨浦区的定海路、虹口区的四川路以东、还有闸北区,居住着大量的苏北人。广东人聚集在虹口区四川路一带。

此次移民在语言上大大影响了上海话。根据学者们的考证,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宁波话、苏北话,发音也有了很多变化。

90年代后期,上海再次成为移民城市的目的地。但是与30年代不同,此次移民大潮对于上海话只有“破坏”作用。90年代末,上海一定程度上放开了户籍控制,每年拿到“蓝表”(非上海生源留沪的户口指标)的就有2万人。这一批上海移民带来了劳动力,但是没有带来他们的语言 因为他们只能零散地租房生活,以普通话为主要生活交际语言。

而且,新上海移民相比上海的年轻人更能吃苦,逐渐占据了一批报酬偏低,工作量大的职位,其中一个典型就是中学教师、这一和方言的传播生长有紧密联系的职业。

大同中学的张根兴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大同中学新引进的教师,上海人很少,要么是上海各高校毕业的非上海生源,要么是全国各地招聘而来。另一中学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籍教师会首先挑选进高中工作,因而在各所初中学校,基本是外省人占据主导地位。

教师在课堂上不准说上海话,课堂外不会说上海话,学生们也很少用上海话交谈,大同中学的一位学生对本刊说:“有外地同学在,我们说上海话是不礼貌的。”

根据记者的观察,上海的部分职业已经出现了“上海人空心化”。除了中学教师,出租车司机中崇明人越来越多——崇明人在上海人观念中也是“乡下人”;中档以下餐馆和咖啡馆的服务员,基本没有人会说上海话;记者,尤其是上海最为活跃的几份报纸,如《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和《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全国性报纸的上海站中,一线记者几乎没有上海人。

仍然被上海人控制的职业,主要是银行、会计事务所等。尤其是外资企业,出现了工作语言为英语,交际语言为上海话的双语现象,其他上海人居多的公交系统和便利店的营业员,后者尤以下岗女工为多。

方言,保存还是保护?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张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上海话应该持‘保存’的态度,而不是‘保护’。所谓‘保存’,是留下足够的语音档案资料,以便后人研究。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字,比如小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读音都流失了。对于这些古文字当然要研究,可是现在难道会提倡用这种文字来书写吗?”

而从钱乃荣等“保护”派的观点看,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之间,似乎有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

上升一个层次看这个问题,双方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保存派的依据是宪法推广普通话的条款,还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护派的依据是联合国提倡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并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在中国,有调查显示,92%的人的母语是方言。”钱乃荣说。

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说:“如果现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灭,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方言?我认为会的,只要有群体的差异,就会有语言的差异,方言是无法消灭的。” (朱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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