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国人并不陌生，似乎以美术创作为主，大家都熟知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名字。但对于音乐创作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贡献，却所知不多。最近读到一本书，才知道那一场伟大的文艺革命之中，还曾发生过一件逸事，音乐家战胜暴君。举世罕闻。普鲁士大帝佛莱德利克同巴赫的一次会见，前前后后，早在1747年就经常见诸报端，家喻户晓。

从表面上看，那次会见只是一个轻松的活动安排而已：一个著名于世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为喜爱音乐的国君演奏几曲，尽臣民的义务。普鲁士大帝自己也作曲，并且演奏相当美妙的长笛。但那只是一个表面的假象，该次会面之于世界文化历史，具有更加深刻和重大的意义。

在《理性之宫的傍晚：文艺复兴时代巴赫会见佛莱德利克大帝》（Evening in the Palace of Reason：Bach Meets Frederick the Great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一书中，作者杰姆斯·盖尼斯（James Gaines）指出，那次著名的君臣之会，是一次对艺术的伏击，挑战艺术创作之复杂和深刻性的本质意义。从书中看得出，普鲁士大帝贵为欧洲之主，其实文化修养相当有限，对史诗《奥德赛》也只一知半解。

普鲁士大帝的父亲，十分厌恶艺术，认为艺术教育毫无意义，学习音乐更完全是浪费时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偏偏普鲁士大帝却热衷于音乐，或许就是物极必反。可是承传着父王的骨血，普鲁士大帝只把音乐当作一种轻松的消遣，而非严肃的文化财富，所以他更热心于那些比较新潮和肤浅的音乐作品。

巴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非常执着于音乐创作应该具有的严肃性和深刻性的理念，并且身体力行。他的顽固态度及其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普鲁士大帝父子两代必欲除之的仇敌。普鲁士大帝的父亲非常残暴，在位时经常当众羞辱和鞭打自己的儿子。未来普鲁士大帝最亲密的朋友，也由父王亲自下令，而被处死。作为历史背景的铺垫，本书陈述这些史实，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那许多耀眼的光辉，并不能遮盖依然存在着的许多阴暗。而且也交代了普鲁士大帝自身性格弱点的由来，以及他用以折磨他人手段的出处。

普鲁士大帝突然心血来潮，降下圣旨，召见巴赫。音乐大师急忙动身，乘坐马车，奔波两天两夜，到达普鲁士首都。他刚一进城，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便奉命赶到皇宫，朝见大帝，想必当时巴赫一定非常劳累困顿。那正是普鲁士大帝所预计的，他试图运用军事战术，劳兵乏战，来对付一代音乐大师。

巴赫一到殿上，普鲁士大帝立刻交下一个音乐主题，命令他将此主题发展成一部三段式赋格曲。但那主题本身是反赋格的，普鲁士大帝毕竟懂音乐，有意为难大师，试图当众羞辱巴赫，借以打击巴赫所领导的严肃音乐思想。

但大师终究是大师，巴赫完美地完成了那个赋格创作。普鲁士大帝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命令大师继续用那个对立主题，创作一个六段式赋格曲。这一次，巴赫站立起来。音乐大师面色通红，胸膛里积满愤怒，断然地拒绝了大帝的无理要求，然后转身走出宫殿。

但我想，尽管普鲁士大帝残暴，巴赫毕竟算幸运。如果他是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拒绝帝王的要求，那就断无生路，立刻推出午门斩首，首级恐怕还要高悬旗杆上，示众百日。但这些东方帝国的血腥事实，是西方作家所无法了解的，当然也写不进书里去。

回到家以后，巴赫余怒未了，便使用普鲁士大帝所给予的那个主题，创作出一整套钢琴对位练习曲，命名为“音乐祭品”（Musical Offering），其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抽打普鲁士大帝的耳光，永远记录在世界文化史上。

在这场强权暴力打杀文化艺术的斗争中，巴赫既表现出翩翩君子风度，也表现出足够的勇气。他对普鲁士大帝相当地恭敬，就像所有臣民对君主一样，但他内心自有一条尊严的底线，他敢于对至高无上的君主说不。而且用自己的手段，向暴君做出坚决的还击。这一次，普鲁士大帝战败了。他给对手提供了攻击自己的弹药，终致最后战败。对于曾经横扫欧洲的他来说，确是极为少见的。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强权把聪明人弄傻了。

那是一本好书，值得所有知识分子一读。

《文学报》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