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底狱还在吗?

    我们到了巴黎后,住的地方距离巴士底广场并不远。巴士底广场下面,是地铁几条线路交汇的大站。出门换地铁,常常会在那里转车。第一次来这个车站转车,是在车站几个层次的最上层。候车的地方整座墙面都是壁画,色彩艳丽地画着壮观的革命场面。仿佛革命的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革命的自豪和光荣的落点也是在这里。这个感觉完全没有错。法国革命的象征,就是攻陷巴士底狱。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国国庆日。

    我们知道巴士底狱在被攻陷的同时,就开始被拆,断断续续拆下来,这个庞然大物就被拆光了。我们是在朋友的指点下,才在地铁站复杂的底层,寻到留下的两块基石以及黯淡灯光下的简单介绍。这和上层车站五光十色的革命宣传,形成鲜明对照。在巴士底狱地面的遗址,就建造了今天的巴士底广场。这可是个大广场。广场的中间是一个纪念碑,那是一根52米高的柱子,上面托着一个非常精致的金色雕像。在湛蓝色的天空和浮动着的云朵的衬映下,展开她金色飞扬的翅膀。可是,这个纪念碑既不是纪念法国大革命,也不是纪念巴士底狱中的牺牲者。它纪念的是巴士底狱被攻陷41年后,在1830年发生的另一场革命中的死难者。

    这个建立在一个特殊地点,却又和它本身毫无关系的纪念碑,仿佛特意在提醒人们:1789年7月14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轰轰烈烈,不仅不是在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且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国的问题,这个革命也远不是最后一次。站在这个死难者纪念碑下,读到1830年这个日子,游人即使对法国历史再缺乏知识,也会想到,至少在巴士底狱被攻陷后41年里,法国似乎还没有安定下来,还需要革命,而革命依然血腥。

    巴士底狱在1789年7月14日的遭遇,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

    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因为民众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架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的大炮造成一种威胁,必须解决。然而,所有的人,他们不会愿意把这样一个事件,解释成一个战术性的战斗细节。在大家眼里,一个石头的建筑,一个巨大的城堡,就是旧制度的象征。

    路易十六的时代,整个贵族阶层和宫廷本身,并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这是坏制度的比较好的时候。这是社会的整体进步所决定的。欧洲在艰巨地逐渐步出野蛮。例如,在中世纪还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经在法国大革命前100多年就渐渐停止使用了。有许多残酷的纠正,并不是革命,并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于人性的觉醒,开始厌恶残忍。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改朝换代,对准战争与革命,对准理论诞生的年代,认为这些才是人类的脚印,才是进步的印记。然而,对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所深切体验的进步,其实是人道和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比如,从哪一年开始,地牢不再使用,从哪一年开始,囚徒可以不再饥饿致死,从哪一年开始,酷刑被废止,从哪一年开始,人们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获得不再恐惧的自由,等等。监狱往往成为一个制度的测试点。

    巴士底狱本身的历史演进,也非常典型。

    巴士底狱今天已经片瓦不存。我们今天只能在巴黎市历史博物馆,看到它的模型、照片和遗物。它曾经是非常壮观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建于1370年。它有着30英尺厚、100英尺高的围墙,有80英尺宽的壕沟环绕。它曾经是旧制度压迫的工具。尤其在路易十四的专制时期,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法治可言,人们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入狱和长期监禁都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可是,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巴士底狱随着改朝换代,已经有了一次重大变化。路易十四入葬才两天,替年幼的路易十五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菲力普,就下令对巴士底狱囚犯实行甄别,原则是除了确实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余一律释放。

    这应该是巴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释放过程本身,就是对老国王路易十四时代专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释放过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释放者,都是由老国王签署所谓“密札”,即空白逮捕令抓进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享受过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确定的刑期。

    给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孤苦老人,他满头白须白发,已经在巴士底狱里被关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在跨出巴士底狱之后,他非常惊恐和困惑。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度过余生。他在获准后重新入监。

    这个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引起的震动甚至超越了巴黎和法国。它化作种种文学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在《九三年》中,都可以看到。

    然而,在事实上,暴力革命却往往并不是发生在最残暴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是压力减轻、渐进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它就爆发了。

    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逐渐成为轻微罪犯的拘留处。入狱的方式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国王依然可以签署密札送人入狱。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不少作者和出版者、书商,例如伏尔泰,被拘禁。然而,相对路易十四时期,迫害的程度在减轻。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囚犯被拘押的时间都并不很长。

    对于监禁,路易十六被公认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君主。这使我们想起在马赛寻访伊夫堡的经历和小米拉波伯爵的故事。

    伊夫堡是我们心中久远而溟茫的一个神秘传奇。我们曾经在最需要幻想的年代,根据借到书的可能性,颠三倒四地读过四卷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他笔下的埃德蒙·邓迪斯,也就是后来的“基督山伯爵”,“应该”就是被无辜囚禁在伊夫堡的。

    基督山伯爵是虚构的,伊夫堡可是真的。我们去的那天是大风天,我们只能在邻近的小岛登陆,上不了伊夫堡。一出港口,船身一下子侧着几乎竖立起来,大风卷着浪头越过顶棚直压下来,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冰冷腥咸的海水给浇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起伏的海平线上,凸起一块褐色的巨礁,顶端的颜色略深,那就是伊夫堡。它和风暴中的礁石浑然一体,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

    法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贵族加尔比瑞·米拉波伯爵在路易十六时代,就曾经是伊夫堡的囚徒。可是他并不是由于受到政治迫害入狱,而是被他父亲大米拉波侯爵给关进来的。那时的小米拉波是个经常闯祸的年轻人。1777年,他的父亲为了管教他,就去弄了一份密札,把他给关进了伊夫堡。这也是当时密札的用途之一,就是贵族管教自己的“不肖子孙”。

    小米拉波在里面呆了整整三年,到1780年底,他才得到父亲的原谅,走出伊夫堡。虽然最后一年里,他可以在堡内各处散步和接见访客,但是失去自由的年轻伯爵,还是在里面痛苦不堪。他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写了好几本书,有些只是色情小说。但是,这其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满之诉》。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痛陈旧制度中的未经许可拘捕和未经审判监禁的不公正,并在书中强烈要求改革监狱和司法。

    《不满之诉》在1782年出版,路易十六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被深深触动。1784年,路易十六下令,释放了当时在伊夫堡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就在这一年,路易十六还找了一名建筑师,要他提出一项计划,内容就是怎样拆除巴士底狱。确实,当时这个监狱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在路易十六时代,如此一个庞然大监狱,始终只关押了极少的几个囚犯。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时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论是谁,假如平心静气下来,都会承认,在巴黎这样一个大都市,在它的头号监狱里,只关了七个囚犯,这在数量上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证据。

    旧制度,和即将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个转接的过程。在质变这一点的前后,它们在某些外观上的差异,并不显得天差地别。就像人们打开巴士底狱,发现里面只拘押了七个人一样。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在革命之后,在巴黎人拆除了巴士底狱之后,发现这七个人又在什么地方犯了事,结果,又要盖起一座监狱,把他们重新关进去。那么,两个制度的差别在哪里,监狱和监狱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在同样七个囚犯被再次关进另一个监狱的那一刻,攻陷巴士底狱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判别一个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先得看它是否人道。旧制度的特点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在法国,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例子,就是传统的“密札”。那是由国王预先签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国王签字的时候,可以是空白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拘捕对象。然后,国王可以随意地将它作为“人情”,送给当时的贵族,甚至向他们出售。而贵族就可以凭着这样一张已经生效的“密札”,随意地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人送入巴士底狱了。这样“进去”,还只是一个人悲剧的第一步。他没有权利要求严格的司法程序审核,他没有权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没有权利要求自己在明确的刑期之后,走出这个地方。这就是巴士底狱被历史定位,成为旧制度象征的原因。

    打开巴士底狱,里面不是人满为患,而是只有最后七个囚犯。即使这样的状况意味着法国的旧制度已经走向宽松,处于社会进步中的人们,依然要求这个进步是一个“质变”,也就是由制度确立下来,由制度保障执行。因为,即使是国王答应以后不再挥霍国库,即使是言论和出版的环境在当时相对宽松;即使是当时的贵族拿了国王的“密札”并不随便捕人,才导致巴士底狱里只关了七个人,等等,可是,假如没有制度保证,这些由上层“赐予”的进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内发生巨大倒退。上层“赏赐”的果子,当然理所当然可以随时收回。所以,巴士底狱被捣毁,正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质变的觉醒,才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意义。

    可是,被攻陷的巴士底狱只救出七个人,依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它以一个侧面说明了大革命前的法国状况。人们必须承认,旧制度在时代的推动下,多少年来是在渐进改变的。假如当时它的状况极其恶劣,对于民众的统治非常严酷,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巴士底狱里绝对不会只关七个人,打开巴士底狱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地一蹴而就。面对打开的空空荡荡的巴士底狱,有没有人因此而想过,在社会相对进步的时刻,在它的质变最可能临近的时刻,除了用大炮轰塌城堡的一角,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途径放出这七个人﹖

    

    在这个攻打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一些什么。那是千年的旧制度积下的宿仇。被压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层民众,他们对巴士底狱这栋城堡充满了怨恨,不管里面是不是只有七个人,就是他们确认里面没有人,他们依然会满腔仇恨地要把它轰塌轰倒。

    

    巴士底狱的守卫人员只有82名法军和32名瑞士卫队,带领他们的要塞司令是一名贵族:洛耐侯爵。在进攻巴士底狱的过程中,有过一次谈判。一名代表进入狱中。一方面他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对外面的民众采取敌对措施;另一方面,他保证劝阻民众不进攻。洛耐侯爵不仅同意他的要求,还请他吃了午餐。可是,这名代表并不能阻止民众进攻的冲动。短暂的停火之后,武力冲突最终依然爆发。导致近百人死亡。最后,守军弹尽援绝,竖起白旗投降。

    

    在战斗结束之后,放出七名囚犯的同时,有七名已经投降的守军俘虏被杀——六名士兵和洛耐侯爵。在押送洛耐侯爵的过程中,民众改了主意,决定立即处置,把侯爵当场殴打致死。他们割下他的头颅,挑在枪尖上游行。

    

    这种久远以来没有机会宣泄的恨意,在失去理性的人群聚集中,浓缩和发生聚变,产生着巨大的能量,并且被填入炮膛,使得巴黎上空的炮声,听上去显得格外的沉闷和可怕。

    

    (摘自《带一本书去巴黎》,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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