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先生住院，每去探望，看到他昏迷于病床，大大的脑袋，瘦瘦小小的身子，痛苦而又无助，我都禁不住心痛得潸然泪下。

陈原先生是位智者，他有挚着，又极洒脱；他有坚持，又能圆通。他是位大学问家，不但有学识，更有对世道人心认识的通透。跟他在一起，工作中、谈笑间，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愚钝。他是我极为景仰的一个长者。

我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筹备工作，跟在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等老同志后面做小跑腿。这一批创办《读书》杂志的前辈出版家们，都是出生入死久经沙场的老一辈高手。从创刊到以后整个80年代，陈原先生又始终是《读书》的主编。尤其在筹备期间及创刊初始的关键几年，风雨飘摇之中，看到和学到的东西更是刻骨铭心。

性格定位

当时老同志们的办刊思想十分明确，就是要高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就是要“破除迷信，探索真理”，就是要“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以此确定为《读书》的性格，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

陈原同志在《读书》讨论“创刊设想”时，针对关于刊物性格的一些提法，说“我以为办这个杂志，是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介绍知识也是为了这个。没有起码的知识，无从开动机器”。

对于创刊号拟写一篇《开卷有益》作一期台柱文章的意见，陈原同志批：“可否即约李××写《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并说：“马恩论书，已成六十万言，可否请××写一篇泼辣的文章介绍，从材料出发，讲马恩如何有主义，无成见，博览群书，从不知有禁区，且不做书的奴隶……等。”

对回忆录，陈原同志要求“有材料，有观点，能够启发思想”。

对伤痕文学，陈原同志建议评一组，“总的要肯定，这是突破禁区的，大智大勇，可嘉之至”。

陈原同志从各个方面强调刊物的性格，强调思想性，并且明确告诉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即使只发二万册也不要紧。”事实上由于性格定位的清晰，在那个蒙昧封闭时代的思想呼唤，取得了全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认同，印数当然是远远的超越。陈原同志的这种坚持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平等待人

这几乎是《读书》的一条家规。

编委会始终强调要平等待人，不管是名人还是小县城里的作者，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读者，对编辑部而言，都是我们必须十分尊重的作者和读者，都要一视同仁，绝不马虎。陈原同志和翰伯同志都再三强调，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讨论，但“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一棍子打死不是我们的方针”。他们认为我们的刊物，思想要活跃，“可以就某些思想诱发读者看一点书，也可从某些书引出一些看法”，“要探索真理，激荡在思想的海洋里。”“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

编辑部里规定，对作者、读者不可随便指手划脚，不要随便用“应该”这样那样。不求签名题词，不作纪念日的应景文章，不逢场作戏。《读书》的“读者·作者·编者”栏目常常会放在头版头条。陈原同志说“这一栏办好了，是民主论坛，胜似摆起姿势拍照，少些装模作样”。

我们懂得，这不光是尊重、服务，这是一种刊风，是一种重要的办刊态度和思想作风。我们清楚地了解，作者、读者才应该是《读书》真正的主人。

文风可喜

由于文革遗害，当时文风极坏。编委会率先倡议改变文风，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陈原同志更直截了当地批示：“反对书评八股”。他主张有思想、有创新，“切忌账单式，也忌八股文。要有时代背景，要有风趣，要看了还舍不得丢，要看了嫌短”。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题目。有习惯于棍子帽子的文章，也有在当时思维惯性下的八股文章。要卡在五千字以下更是痛苦。记得当时还真退了一些有大名头的名人的文章，大多数都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以后在《读书》作者不断的更新过程中，还常常出现文章涩和长的问题。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陈原同志坚持用笔名写生动的小文章，引导了《读书》文风的改进。经过25年的坚持与发展，《读书》的文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使我们了解文风对于塑造刊物性格和品位的重要。

性情中人

九十年代沈昌文正式接任主编后，陈原同志一直还是我们的高参。遇有疑难杂症，总还向他求救，又每每可以满载而归。辞去语委主任后，他更是潇洒自在，八十多岁的人了，第一个用起电脑、接上网络；吃饭必定是西餐；有了新唱片必是咖啡西点招待加上义务讲解。就这样我听出了他的三本音乐书：《我的音乐生活》、《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和《柏辽兹》，一本对话录。还有一本音乐散文正在写作中。

可是，刚刚约好我和倪乐再去听他新近得到的一张唱片时，他突然在一个会议上发病，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他是坚强的，连医生都不能想到，有一段时间他还恢复到有一定意识，甚至还可以看电视听读报。但终究他再也没能告诉我们他的硕大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人，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那么智慧的一个头脑也终于疲倦了、休息了。逝者已去，是解脱，或者也是升华。陈原老的一生无愧天地。（董秀玉）

陈原先生常在我心中  

我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算来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南人北居，只有少数几次南返的机会。今年10月21日和北京两位朋友走在上海西区的马路上，行人中看见一个中年模样的妇女手持竹竿用稻草扎成粗粗的草把，插满一串串糖葫芦匆匆走过。这模样跟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又不大一样，我确实不曾在上海马路边见过有卖糖葫芦的。不

过这瞥见却唤起了我对“冰糖葫芦”的一段记忆。

于是跟朋友讲了1950年5月间的往事。三联书店上海编审室陈原、郑效洵从北京三联总管理处参加会议回来，陈原在编辑室跟我们几个年轻人大讲北京风光见闻，特别有意思的是大讲“冰糖葫芦”的美妙，我们几个年轻人那时连“冰糖葫芦”是何物都不知道，听了陈原极有鼓动性的形容，使人们心向北京的念头油然而生。后来才认识到，陈原是为我们调任北京预先做思想上的动员。不久，我们编审室由郑效洵带队有朱南铣、张梁木、糜于道和我先期调京了。

陈原语言的魅力，此前我已有亲身感受。记得我到编审室上班的第一天，一进办公室就先向陈原室主任报到。他微笑而从容地问我一些学习、爱好和家庭等琐事，还问我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轻松的谈话，使我忘却了陌生感，不知不觉中经历了一次新生口试。此情此景，至今难忘。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陈原平时的谈笑风生，在讲台上做报告和讲演时的渊博生动、别开生面，如沐春风，总使听众留下难忘的愉悦印象。

上海编审室人数只有八九人，同志关系亲密融洽，陈原平易近人，每个人都从心里尊重和敬佩他。红学家朱南铣（我们以“朱兄”相称）为了结婚，曾经赶译英国作家海登的《科学小品集》。陈原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审完这部译稿，对译文提出修改意见，使译者满意。我们早就知道陈原的外文功力，翻译过英、俄等文字的作品，包括文学、诗歌、音乐和国际、地理等不同学科的著作。有位编辑一次还亲自问陈原是否英文水平最高，陈原自然笑而不答。我较早读过以“柏园”署名的《金圆文化山梦游记》译作，原来“柏园”就是陈原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发表过不少论文和书评。

其实，陈原的语言天才还表现在他对世界语的热爱和对我国世界语工作及其国际交流的贡献。抗战初期，他在广州和余荻等人编辑出版过世界语通讯稿。新中国成立后，陈原曾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1994年陈原在悼念著名世界语学者叶籁士（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杂志主编）的文章中说：“六十年前，我，一个中学生，被《世界》吸引到绿星旗下，不知高低写信给它的编辑部，问长问短，是他，老叶，给我复信。……他说：我不是为世界语而学世界语的，我是带着一种信念而学世界语的，用世界语的，是为了争取人的生存，为了得到人的尊严而推广世界语的。说得多好，说得多透彻！这几句话确定了我这一生的航向。”可见，将世界语跟进步与民主运动相结合，是当代中国世界语运动新的一页。

陈原是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引路人。从上海到北京，在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他都是我的领导，总是一贯地告诫我们做编辑工作的要从练笔开始，多多写作。几十年间，我一直敬佩他的渊博学识，敏捷才思和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在我珍藏的陈原多种著作中，有他难得签名相赠的《陈原散文》，读了这本集子，更加感觉到作为编辑家的陈原散文的特点和魅力———有着出版文化史的鲜活思想和丰富材料。

晚年陈原仍关心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旧部。沈昌文有一次通知我，陈原要亲自来西总部胡同宿舍看望大家，约了张光璐、王曼兮和我。陈原老依旧思维敏捷，语言轻松从容。这次晤谈时间不长，大家谈到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新著迭出，老当益壮。自然也不免感到时光易逝，垂暮老人总会想到年轻时的往事。

我还认真读过陈原晚年的两本书《记胡愈之》和《总编辑断想》。前一书大致可以说是有关胡愈之传记材料中十分重要的篇章。1993年2月间，长期在胡愈老领导下工作，与胡愈老交往密切的叶籁士给陈原写信说：“你那本《记胡愈之》，大约花了个把月，才断断续续读完。文章写得好，把个胡愈老写活了；封面、装帧、插页、图片、印刷、用字，无一不好。胡愈老如果还在，见到此书，一定会高兴的。”这使我想起1982年7月间由范用、陈原几次到胡愈老府上听胡愈老口述自传的情景，我当时负责录音。可惜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至于2001年出版的《总编辑断想》一书，则是作者1993年初给香港出版界的“老总”们的两次讲话提纲。作者自己说：“我写的提纲共三十段———学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那样，尽力写成一些‘警句’；但力不从心，成文很不理想。讲时没有照念，给‘警句’加了几倍的注释，才只讲了六七段。这里是根据我的两次提纲以及所能记忆到当日发言的精彩论点，写成十七段，没有头，没有尾，故名之曰‘断想’。作为我在出版部门半个世纪的结尾。”这确实是编辑家陈原对编辑出版工作言简意赅的深刻总结，是编辑家陈原留给“老总”和出版同行的宝贵遗产。沈昌文在此书《后序》中说：“年轻的读者朋友，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这本书，是有福了！”这样的忠言是很真诚的。

一代编辑大家、智慧老人陈原先生离我们而去，是编辑出版界、学术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他留给出版界的大量出版业绩和宝贵的编辑出版理论，需要人们更深入地去理解、学习，也相信一定会激励出版后来者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陈原先生走了，谨在这里表示悼念之情。（吴道弘）

《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