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一

１９４９年，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金融家陈光甫留在了香港。

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包括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包括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有很深感情的人们。在１９４９年到来的前夜，朱光潜曾和其他１６个知识分子发表《中国的出路》——时隔不久，当年１１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就在胡适去国不久，他７０岁的老友、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判胡适……

二

在１９４９年来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

清华校务会议讨论迁校，最后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过２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决定自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的迁校计划也遭到竺可桢校长，苏步青、严仁赓等教授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竺可桢留下了，张元济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包括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

阅读这些知识分子当年留下的日记、书信（包括一些后来的回忆），我们看到他们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风云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还受到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三

吴宓之所以选择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１９４８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

天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

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１９４９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朽没落的代名词。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储安平曾先后给国民党政权下过几个断语：“政治失常”和“一场烂污”。

从储安平在１９４９年复刊后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完全是真诚的，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气氛，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这些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不能不让他感叹新时代的魔力之强。

也就难怪他的宜兴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

四

也有许多普通知识分子选择留下主要是家庭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从浦江清日记看，他当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走。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有同事告诉浦江清“确乎校方对于想走的同人要给予若干便利”，而他在日记中说：“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

晚上他在清华园的家中杀鸡请客，客人有朱自清夫人等，“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一个好觉，到明天醒来，局面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被解放了。”

人们在心理上都普遍渴望变化，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的一番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

《外滩画报》 2005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