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回忆北大文青生涯与创办学生刊物的经历

陈建功，1949年出生于广西北海。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到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北京大学文学专业继续学业。1982年由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95年2月调到中国作协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代表作包括：《丹凤眼》、《鬈毛》、《前科》、散文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创作的电视剧本有《皇城根》（合作）和《青春之歌》（合作）等。

自去年7月接任现代文学馆馆长以来，陈建功满怀热情地计划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种热情可以从当年的那个北大学生身上找到渊源。

一手拿钻一手拿笔的矿工

1968年，陈建功高中毕业后赴京西煤矿做采掘工。每天算上换衣洗澡和乘电车的时间，有10个小时在井下工作。尽管艰辛，但在那个时代，做工人算是一份好职业。陈建功“出身”并不好，他的祖父陈寿卿，系北海东华公司创办者之一，曾任北海商会主席，在当地颇有声望。其父陈朝宝是经济学者，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文革”中受到打击。

我在煤矿的那段日子感觉很压抑。与同学和好友通信时开始对“文革”、特别是“文革”时代农民的状况表示疑虑。因为读过几本书，也有些言语无忌。记得有一次下夜班，我回到宿舍后背诵《日出》中的一段诗：“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被治保委员听了去，告我攻击红太阳。那时常召开宽严大会，我也曾被派到这种会上，看到身边的几个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揪上台，遭到批斗、逮捕，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1973年，是“文革”中调整的一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进行了文化考试。那一年，遭受了“文革”多年煎熬的中国人似乎看见了一点曙光，而我，却因为出身问题，被矿山党委剥夺了推荐上大学的资格。因此我当时特希望能发表文章证明我自己。于是，发表了处女作“欢送”。内容是欢送工农兵上大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非常矛盾，一方面被那个时代所挤压，一方面却要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一方面对现实充满怀疑，一方面又真心实意地想找到一种理论证明现实的合理性。一方面被生活的浪潮冲了个稀巴烂，一方面又想努力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

“文理互补”考入北大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与那个时代很多25岁以上的大龄青年一样，陈建功并无特别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

我对考大学本无兴趣。但在北大附中当老师的母亲和在人大当老师的父亲都劝我一定要考。我也就顺从了。考前三个月，我开始突击复习。

文史我不怕，1973年以后，我因工伤撞折腰，不用下井，带着四个老太太在井口筛沙子，因此有时间读些书。

但是数学题我是一点也看不懂。那么多年没接触，我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记得了。后来总算是弄明白了，可极大值、极小值的公式，是死活也记不住了。

我的好友黄博文（现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和我一起复习，他数学很好，但惧怕作文的开头，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一个诀窍，先看题目适合不适合写成书信体，能写成书信体的，就照平时写信那么写，也就不必有太沉重的负担了。他也告诉我一个求极大值极小值的诀窍，说是按导数公式套。我也不明白导数是怎么回事，当时的高中根本不学这个，但知道了这个公式，求起来确实很简单。

结果高考那天，上午考完语文，黄博文特高兴，那年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很容易写成书信体。

下午考数学，有三道大题都是求极大值极小值。我数学居然考了90多分。我就这样上了北大。

踌躇满志的北大文青

1977年，陈建功进入北大中文系。这一年，他28岁。同班有很多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们很快结为好友，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编剧梁左、作家黄蓓佳、查建英和最早报道《红高粱》海外得奖消息的记者李彤等等。他们决定在校园内办一本文学刊物，起名《早晨》。 

这是一本油印刊物，寄往各地，与一些高校的文学刊物交换，也投到许多杂志去。那时许多杂志刚刚复刊或新创建，都缺好稿子。因此很重视这些投稿。我记得，黄子平把《早晨》给刚创刊的《花城》，《花城》看到刊物后居然派了两个编辑专门来北大选稿子。黄子平给他们找了个空宿舍，他们在那选了两天，挑走了一批稿子，包括我的《流水弯弯》。在这之前，上影还看中了我和林洪桐合写的一个剧本，为我请假到上海修改剧本。我在上海时看到《文汇报》刊登了卢新华的《伤痕》，震动很大。看完《伤痕》后，我觉得一个可以直面现实的文学时代来了，对我们那个剧本就很不满意了。那还是一部被选定为向建国30周年献礼的剧本，但创作思想基本还是“文革”的老套路，只不过把“文革”中的“走资派”换成了“四人帮”而已，我对修改这样的剧本已没有任何兴趣，于是返回了北大。

这时，武汉大学的张桦（现在他是公司老板）找到我，说想联合北大办一本刊物。在张桦的策动下，我们又联合了北师大、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十来所高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桦的父亲是北大的一名中层干部。那时，宿舍里常有外地来的同学，都是因为办刊的兴趣而来的。前几天，我去贵州还碰上个朋友，他跟我说起那本刊物《这一代》，他说他那时代表贵州大学到北京跟我们商量办刊，曾在我们宿舍住过几天，我都记不清了。

《这一代》的第一期在北京结稿，我们负责一部分组稿工作，在武汉大学编辑，在武汉印刷。商定第二期由北大制作，以后各参与高校轮流制作。本来，张桦希望用我的《流水弯弯》做第一期的打头作品，但我那时已经将稿子给了《花城》。我们向张桦推荐了上海作家曹冠龙的《火》和史铁生的《没有太阳的角落》。史铁生的小说是我们班女同学吴北玲介绍的，她和铁生一起在陕北插队。我记得史铁生的短篇小说都写在类似教师教案的硬壳本上，我一口气读完，觉得写得太好了。《这一代》创刊号中的诗歌，印象最深的是王家新的《红旗车从我们身边驰过》，似乎是这个篇名，是一首反特权的诗。

最终夭折的《这一代》

即使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像《这一代》这样联合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刊物也是很难想像的，更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陈建功沉浸在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中时，一种异常的活力回到了他身上。

在准备出刊的时候，张桦来信说没钱了，好像是缺300多块吧。我那时带薪上学，每个月有六、七十块的工资，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些稿费，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我个人垫了一点钱，同学们也捐了不少。

又在北大三角地贴广告，用预售的办法补齐所需费用。

那时候学生是非常淳朴的，广告一贴出来，就有很多人来订购。听说别的大学也凑了一些钱，寄到武大，全部用来印杂志。

然而杂志印到一半就出事了。坦率地说，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对出版有什么规定，好像刚刚拨乱反正，各方面都很活跃，也很混乱，因此各地对类似的情况，也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杂志寄到北京，大家很兴奋，却不知道武汉那边已经出事了。我们班文学社的骨干李春蹬着三轮到清华园火车站把杂志拉回来。大家打开包装一看，没有封面，心一下子就凉了。

张桦来信说，当地禁止出版印制这本杂志，他们只好抢救出一部分没来得及印封面的杂志寄往全国。我想武汉那边出事了，北大也难说。于是叫大家把杂志分散藏到各自宿舍的床底下。万一被查抄尽量避免损失，好向订户交待呀。尽管缺少了封面，杂志还是很快就脱销了。我至今没能保留一本，引为憾事。

不久，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马石江同志找到宿舍，和我们谈话。他十分客气，用言谨慎，看得出他不愿挫伤我们的积极性。他首先肯定我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提醒我们，联合全国学生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容易引起混乱。马石江主要用引导的方式对待这件事，相比我后来所知一些大学的情况，要开明许多。

《这一代》的主要成员后来都融入了比较主流的文艺思潮。如我、黄子平、黄蓓佳、梁左等等。在写作上或者说文艺思想上基本遵循的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道路。这也许是经历和背景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具有插队、下乡、做工背景的“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

与“伤痕”分道扬镳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用文学反映现实问题，控诉“文革伤痕”成为主潮。陈建功大学时代最初完成的几篇小说也是如此。

但是，我渐渐感到这样的小说是较为浅显的。文学渐渐成了“比大胆”，比谁揭露得狠。这不该是文学的价值标准。王蒙等北京作家这时重提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希望对流行的问题小说有所突破。北京的一些作家渐渐归于这一旗帜下，我也更新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写出了《丹凤眼》。当然，仍然有人坚持文学的主要职能是干预生活，双方还展开了论争，但文学仍然迅速地前行着。

1984年，《上海文学》召集杭州会议，集合了茹志鹃、李子云、李陀、阿城、黄子平、蔡翔、郑万隆等等，我也忝列其间，大家研究并首肯了“文化寻根”的主张，希望文学追求更为深广的文化意蕴。我的创作也转向对北京文化的探寻，写出了《找乐》、《鬈毛》和《皇城根》（合作）等作品。

口述：陈建功（文中楷体字部分为记者旁白）

采写：本报记者 张映光

《新京报》200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