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萨帕瑞娅的申请得到了德国政府和“盲文无国界组织”的支持，有了第一笔资金，保罗真的立即辞掉工作来到了西藏，和萨帕瑞娅一起，创建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

五月七日，是我在拉萨的最后一日。

这最后一日，我与感动不期而遇。

我是四月25日进藏的，此次进藏是我第十次进藏了，仍是为了工作，所以在我来讲很平常。从进藏的第二天起，我就一直在边防上跑，十天中行程近三千公里。五月六日晚上我们回到拉萨，打算修整一下，八日出藏。七日中午，我和同去的女友岩，还有在西藏认识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西藏著名摄影家车刚，忽然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说起了他一直关注的“西藏盲童学校”，立即引起了我和岩极大的兴趣。虽然我已去过西藏那么多次了，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所学校。我们当即表示下午不逛八廓街了，跟车刚去学校看看孩子们。

德国姑娘来到拉萨

路上，车刚给我们简约地讲了讲这个盲童学校的故事。

1997年（一说98年），27岁的德国姑娘萨帕瑞娅（Sabriye）拄着拐杖来到拉萨。萨帕瑞娅从小向往西藏，可在她十二岁时，由于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导致了失明，从此生活在了黑色的世界里。但失明后的萨帕瑞娅对西藏向往依旧，在德国举办的西藏博览会上，她曾用一双小手一一触摸过藏民族的服装，藏民族的首饰和用品，她向往着西藏的蓝天，雪山，经幡，更渴望见到那个生活在高原上的神奇民族。后来，萨帕瑞娅依靠布莱叶盲文，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等课程，又在波恩大学学习了藏语。1997年五月，萨帕瑞娅终于来到她向往已久的西藏。怀着梦想，拄着拐杖。

萨帕瑞娅到西藏，不仅仅是为了旅游，更是怀着一个心愿：她得知在西藏，由于种种原因，像她一样失明的孩子特别多，有的是雪盲，有的是强烈紫外线造成的白内障，还有的是家族遗传，等等。她想申请经费资助，在拉萨办一个盲童学校，帮助那些和她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为了方便调查，萨帕瑞娅没有坐车，而是租了一匹马骑行，不断地与当地藏民交谈。在调查旅途中，她认识了来自荷兰的保罗（Paul），保罗被她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当即表示说，如果你申报的项目能得到批准，我就来做你的助手。一年后，萨帕瑞娅的申请得到了德国政府和“盲文无国界组织”的支持，有了第一笔资金，保罗真的立即辞掉工作来到了西藏，和萨帕瑞娅一起，创建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也称“西藏盲人康复及职业培训中心”）。

保罗是个拥有机械工程、计算机技术和商业技术等四个学位的明眼人，曾在荷兰参特帕克公司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和基本数据等服务项目。一直有着良好的生活环境，保罗放弃了这一切，坚定地来到西藏，和萨帕瑞娅一起开创向往光明的事业。他们从招收六名学生开始，到今天，已经培养了近五十名盲童。这些盲童第一次开始认识自身，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一种有“色彩”的生活。他们大都可以读、写、使用盲文打字机和盲人电脑。他们甚至尝试推着车子快跑、踢毽子、爬树和踢足球。他们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批能够阅读的盲人。而为他们引路的，竟是位同样失明的女子。

2002年，萨帕瑞娅和保罗结婚了。如今，他们仍继续在西藏全心全意地为西藏盲童服务着。

在午后的拉萨，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就像听到一个童话。

在午后的拉萨，去这样一所学校看孩子，就像去天堂。

明朗的丁香

我们的汽车开进拉萨市江苏路和平饭店旁边的一条小巷内，向左拐弯后，就见到了一扇红色的藏式木门。车刚向我们介绍了木门上刻着的凹凸符号，那就是萨帕瑞娅沿用布莱叶盲文方式创造的藏盲文：西藏盲人培训中心。我们摇响门铃，一个盲童为我们打开了大门。

刚进院子，孩子们就听出了车刚的声音，哗啦一下围上来，大声喊着：“叔叔车刚！叔叔车刚！”车刚快乐地伸开臂膀，一下搂住四五个孩子。胖胖的脸庞在阳光下舒展着快乐的笑容。

我简单说说车刚吧。

车刚22年前从北京到拉萨援藏工作，一下爱上了西藏，援藏两年后自己申请调进西藏。二十年后，他年逾不惑，结婚成家，有了儿子，调回了北京。但一年后，他又重回西藏。“没办法，我离不开西藏了。”

现在，拉萨的大饭店大酒店里，几乎全部都挂着他的摄影作品。我是四、五年前认识他，一天前在日喀则与他邂逅的。当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掏出钱包来给我看他儿子的照片，大约有四五张，儿子虎头虎脑，憨态可掬，表情不一，很可爱。而他爹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幸福的傻笑。

在盲童学校，我又看见了车刚幸福的傻笑。

车刚从几年前知道了盲童学校后，差不多就成了这所学校的专业摄影师，学校一有活动，他就会赶来，拍照片，也拍录像。除此外，他每年拿出自己的稿费，为每个孩子做一套衣服。妻子从北京来看他时，他也带着妻子去学校看孩子们。

我拿起数码相机对着院子和孩子刚拍了两张照片，几个稍有些视力的孩子就立即围上来争着要看。他们把眼睛紧紧贴在我的相机上，以致小鼻尖都压扁了。当他们认出照片上的自己时，兴奋得用藏语大喊：我！我！然后他们争相站到我面前，让我拍他们。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我几乎挨着拍了他们，然后让他们在相机里找到自己。

那天的阳光特别好。丁香花盛开，是明朗的丁香。

在黑暗中大声歌唱

院落很干净，一座两层高的小楼，还有十来间平房，几间下沉的房子。我们一一看了孩子们的宿舍，教室，“听”电视的娱乐室，伙房，等等。目前学校里有37个孩子，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三岁。有七个老师，五个保育员和工作人员。老师中有一位藏族小伙子，原来是个导游，遭遇翻车事故失明了，便来到这里教英语。车刚说他很快乐，常逗得孩子们开怀。可惜因为五一假期，他不在。这些年，一些外国游客知道了这所学校后，常主动来这里做义工。一位叫莫瑞卡的瑞士老太太，每年夏天都要进藏，来这里义务教孩子们欧式按摩。还有一位越南青年，常来这里教孩子们泰式按摩。保罗的妈妈也专程来过。她带孩子们去过林卡（藏族的一种游乐方式，在公园里野餐唱歌跳舞），发现草地上有游客摔碎的啤酒瓶，生怕伤着那些盲孩子，就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抠出来，放在草帽里带走。

这些盲孩子在这里学习藏语，汉语，英语，算术，还有按摩等技能。一共分三个班，分别由三个动物来代表。老鼠是小班，兔子是中班，老虎是大班。三个动物的头像木刻挂在教室门口，孩子们摸到门上的动物，就不会找错自己的班级。

车刚对孩子们说，这两个阿姨来看你们，你们给她们唱个歌歌好不好？孩子们立即就唱了起来，唱的是眼下拉萨最流行的歌曲《卓玛》。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

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歌唱在那草原上

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闪耀在那花丛中

啊，卓玛，草原上的格桑花

……

老实说，在此之前，我们也曾在旅途上听过这首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当孩子们唱起来时，竟是那么动听。看着孩子们大声歌唱的脸庞，想着他们是在黑暗中大声歌唱，我的眼泪便汹涌而出。据车刚介绍，孩子们曾自己演出过一出藏戏《卓瓦桑姆》。是不是失明的缘故？孩子们的音乐感觉特别好。

我看见有个孩子唱得非常投入，舞着手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达娃，我说，达娃，你是月亮啊？（达娃在藏语里即月亮。）达娃点点头，说“moon”（月亮）。

我看见车刚一直搂着一个男孩子，还叫他儿子。问起，原来这个孩子叫班丹久美，完全失明，一点儿视力也没有。但是歌唱得很好。他为我们唱了一首腾格尔的《蒙古人》，嗓子虽有些沙哑，乐感极好。车刚告诉我们，有一次给久美拍了照片，后来车刚把他的照片送来给他，他欢喜地在脸颊上贴了很长时间，然后捧在胸前到处跟人说，看，这是我，这上面是久美。

我给久美剪指甲时，一个叫顿珠的孩子反复拿着我的相机贴着眼睛看，看见了我们，高兴得直笑。我就教他按快门，他按了下去，照片上有大半个我，小半个久美。我没舍得删，还在电脑里存着。

在后院，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一直拖着板凳在那儿独自玩耍。原来他这就是目前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尼玛平错，三岁。刚来不久。显然他还没能融入这个集体里，我走过去想和他说话，更想抱抱他，他一抬手，扬了我一把土。看来对所处的环境还缺乏信任和安全感。我只好远远看着他了。

那些大孩子们已经很熟了，打打闹闹的，但很友好。毕竟看不见，磕磕碰碰的事难免发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子额头上贴着创可贴。女孩子则斯文多了，也不往我们跟前凑。有两个女孩子自己摸索着在洗头。还有几个躲在屋子里说话。

应该感谢的人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学校的创办者，萨帕瑞娅和保罗。据工作人员说，夫妻俩利用五一假期到日喀则去了，那里有他们刚刚创办的农场，也是为这些盲童办的。一是为了有些收入，二是为了这些孩子将来离开学校后，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适应他们生活的环境。

萨帕瑞娅将自己来西藏的经历写了一本书：《我的道路通往西藏》。在德国很畅销。但至今没有中文版，不知何故。我想要一本拿回内地找出版社联系看看。可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有多的。

我们在学校呆了两个小时，车刚建议我们去盲人诊所看看。萨帕瑞娅和保罗为了让孩子们能自食其力，还办了一所盲人按摩院，目前已经有五个学生成为按摩师，在那里工作了。我们来到北京中路四巷的一所藏式楼房里，看到了盲人按摩院。一进门，车刚就把一个女孩子拥进怀里，说，我知道你妈妈去世了，我刚去你家看过爸爸和哥哥。话未说完，车刚和那个女孩子都哭了，背对我们向隅而泣。

后来车刚给我们介绍，女孩子叫吉拉，吉拉十一岁到盲童学校学习，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起，她家很不幸，三个孩子失明。学习五年后，两个哥哥回去了，一个在家种地，一个在当地旅馆当翻译。吉拉留了下来，她聪明努力，身体也好。（去年曾跟随一个盲人登山队登珠峰，爬上了海拔七千米的北奥。）现在她是诊所的骨干。今年秋天萨帕瑞娅要送她去英国学习，学成归来后，将负责诊所项目。吉拉的母亲前不久病故。车刚去她家乡拍照时，专门去看望了吉拉的哥哥和父亲。

说话间，来了两位顾客，是两个白发苍苍的外国妇女，吉拉马上去招呼她们，与她们用英语交谈。我真为吉拉感到高兴。

走出诊所，已经是下午五点了。阳光依然很热烈。那一刻，我的心情如这阳光一样，没有一点阴影。我忽然想起：光顾着给孩子们拍照，忘了与孩子们合影。

不过不要紧，所有的孩子都已留在我心里了，达娃，顿珠，丹增仓决，班丹久美，尼玛平错，还有吉拉。我一定会再去看他们的。

作为女性，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萨帕瑞娅的敬意和钦佩，我想我是做不到像她那样无私奉献的，也许可以做一些，但让我放弃一切到这里来工作，我承认我做不到。

作为母亲，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这些盲孩子们的爱，我为他们心痛，为他们难过。也为他们感到幸运。可我做不了他们的母亲。

作为一个卑微的普通人，我只有用捐钱的方式安抚自己的良心。

工作人员让我留言，我只写了四个字：祝福你们。

离开拉萨的第二天，我收到车刚的短信，他说萨帕瑞娅和保罗回到学校了，他们让他代向我们致谢。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我们之间，应该致谢的永远是我，或者说，是我们所有愧疚的中国人。

2005年五月十日

拉萨归来第三日

《文汇报》200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