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名作《西方正典》中文版出版，本报记者越洋专访作者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于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以自己的标准列举了西方文学重要作家的名单，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五月，这一名作的中文版刚刚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本报记者越洋采访了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本人，布鲁姆表述了自己对当代西方文坛的意见。

■人物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学派”批评家。1930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

布鲁姆的主要著作还有《误读之图》、《卡巴拉犹太神秘哲学与批评》、《诗与隐抑》、《西方正典》等。

“西半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

新京报：你在今年4月2日获得2005年安徒生文学奖，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这本书中你竟然没有给安徒生任何位置，这是为什么呢？

哈罗德·布鲁姆：实际上我不希望列一个一清二楚的名单，出版人坚持要那样才行。我没有参考任何其他著作，自己开列了那个名单，虽然很长，但那样的列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安徒生和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在无意中就被遗漏了。

新京报：你把惠特曼放在了美国文学的核心位置，为什么不是马克·吐温呢？

哈罗德·布鲁姆：对西半球来说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虽然我是马克·吐温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新京报：你去年十月为《西方正典》中文版写的序言里还对《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和悬念小说家斯蒂芬·金提出批评，这是因为2003年斯蒂芬·金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刺激了你？

哈罗德·布鲁姆：因为J. K.罗琳和斯蒂芬·金是蹩脚作家。

“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新京报：自从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以来，你写出了很多适合学术圈以外的读者看的书，这是受你的朋友史景迁的影响吗？我们知道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好几本书相当畅销。

哈罗德·布鲁姆：史景迁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转向给一般读者写书并不是受他的影响。

新京报：你少年时喜欢的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Stevens）、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似乎都属于沉思类型的作家，而雪莱则显得有点特别，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他的形象都是写《西风颂》的激动的浪漫派，你是怎么喜欢上他的？你的犹太家庭背景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这是90年代开始《圣经》研究的原因吗？

哈罗德·布鲁姆：雪莱对于威廉·布莱克、哈特·克莱恩和华莱士·斯蒂文斯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我的犹太背景无疑影响了我对《圣经》的态度，我即将出版的新作就是《耶稣和亚维：神圣之名》（JesusandYahweh：The NamesDivine）。

新京报：1979年你与保罗·德曼（PaulDeMan）、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Hart鄄man）、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以及雅克·德里达合作出版了《解构和批评》一书，耶鲁出身的四个批评家中他们三个都受到德里达的很大影响，而你不同，当时你们在学术上是怎么交流的？你怎么看待德里达在美国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我整理那些文章并起了“解构和批评”这个书名。我的意思是说其他四人是在解构，而我是进行批评。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英语文学研究中反对WASP（WhiteAn鄄glo-SaxonProtestant）的潮流是1968年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你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能谈谈你在那时候的经历吗？

哈罗德·布鲁姆：反主流文化是上世纪60年代理想时代的产物，不幸的是，今天这还很时髦。1969－1970学年，我曾经反对耶鲁的黑豹党学生降低大学评分标准的行为。

新京报：连耶鲁现在的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也提出了“全球性大学”的概念，而且今天耶鲁已有1500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似乎不可避免。

哈罗德·布鲁姆：你可能有点误解。雷文校长呼唤全球性大学的意思并不是让耶鲁变成一个时髦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地方。

新京报：对于当代人来说电视、电影而不是文学是最经常接触的娱乐方式，这和你成长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哈罗德·布鲁姆：是的，我们处于一个画面时代——电视、电脑、电影，可是我认为它们无法取代虚构文学。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一生的事业是教学，那你对将来的退休生活是否有所规划？

哈罗德·布鲁姆：只要我的健康允许，我打算一直在耶鲁全职从事教学工作。

■记者手记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并不是一个“配合的”被采访者，他的回答简单而有效，似乎不愿意浪费多大精力在电子邮件这种快速消费、缺乏直接互动的交流工具上，再考虑到他已经75岁，我想任何记者都无法抱怨什么。但是这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他的基本观点，因为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点都始终如一，不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新历史主义论等等各种新潮理论所动。（记者周文翰）

《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 版本：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 定价：34.80元

■书评

孤独眺望经典的背影

1994年，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西方正典》的时候曾经引起了一些争议——他的打击面太广，从后现代到女权主义，包括那些法国和德国的现代思想家（“海德格尔、萨特和德里达之流”），所有那些“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到他那里都成了骗局。作为一直以正统自居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最在意的是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是每一位读者个人对经典作品的独特体验。

在美国，布鲁姆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人们承认他作为文学批评巨人的地位，同时又难免觉得他有点儿老古板，他的“影响”理论曾经确实影响了一代文论，但在学术潮流日新月异的时代，新人们并不觉得老前辈有什么了不起。要命的是，布鲁姆喜欢对新时代说三道四，在他的眼里，萨缪尔·约翰逊是最伟大的批评家，那个时代也算是比较好的时代，至于他自己，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在一个自己不满意的时代里面孤独地说着不合时宜的言论。可以说，他操持着和学界明星们完全不一样的话语系统，要指望他和这个时代达成妥协，那是妄想。

布鲁姆如果懂中文，一定喜欢译者在书名里面放的那个“正”字（书名原文是THE WESTERNCANON），确实，布鲁姆要谈的是文学的正统，这可不光光是经典可以概括的，在英文里，CANON这个词甚至有着浓郁的宗教意味——布鲁姆恰好是个《圣经》研究专家，他深知“正典”两个字的分量。或许也只有这样一个词语能够表达他对当代世界的态度。

和他的偶像约翰逊博士一样，布鲁姆的文笔流畅动人，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经典悲歌》之中，他描绘了一幅文学的末世图景：从客观上说，西方文学3000年来已经产生了无数的经典，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完哪怕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从主观愿望来看，当代的文学批评界喜欢消解传统经典的价值，代之以一系列政治性的分析。不过正是在这种学术游戏之中，经典的魅力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图景之下，我们难免要问，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阅读经典？

布鲁姆的答案不言而喻，我们不但需要经典，而且需要回到经典的传统价值。在这本书里面布鲁姆分析了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西方文学的28位中心人物，并最终论证了这些作家独立于所有其他价值的审美存在。正是这种审美价值构成了西方文学的核心，而莎士比亚则居于所有这些作家的最中心部位——他展示了所有原创的可能，并使得自己成为一个奇迹——连最激烈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无力消解莎士比亚的价值。

站在他自己的语言系统，布鲁姆可以成功对抗所有的现代和后现代思潮，但他的论证对文学批评的实际影响如何却很难界定，毕竟，传统的文化价值已经失落得太久，布鲁姆可以给传统一个瞬间的辉煌，却未必能让它继续流传下去，或许正因为如此，《西方正典》从“经典悲歌”开始，又以“哀伤的结语”结束——人们大概只会关注布鲁姆列出的那份经典书目，同时争论他的选择是否正确，至于《西方正典》这本大书本身，恐怕很多读者连看都看不完。而在了解了那份书目之后，又有几个人愿意读完里面数以千计的经典著作呢？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西方正典》提出的文学末世图景大概还有些陌生，大学里面的博士生导师还喜欢以德里达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名字和术语来显摆，全然不管哲学家的本意如何。

不过布鲁姆提出的问题却还是能够击中所有文学作品的读者：阅读经典是否还有意义？我们应该如何阅读经典。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布鲁姆的忠告，这个末世文学贵族的话对中国读者可能同样有效：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

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文学的世界最终缩小到每个个体的孤独的时候，它也就回到了自己的本源。从这个意义来看，或许布鲁姆不用那么悲观，即使文学批评的主流已经改变，每个时代却总会有那么几个人能够善用自己的孤独，去与经典相遇。（□蓝熊船长）

《新京报》200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