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完张洁，我有一个突出感受就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太矫情。年近70的大作家张洁，仍然保持着清雅而秀美的容貌，她右脚小指上长了一个小肿瘤，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没几天，就在同仁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即使在病房接受我的采访，她也是一副天高云淡的架势，看上去神采飞扬，一点也不为疾病困扰，也不在乎周围有没有亲戚朋友陪伴。张洁说，到了这把年纪，糟糕的事情已经不能左右我了，愤怒和忧伤好像对我已经不大起作用。她反问我，一个人不再愤怒和忧伤，这样真的好吗？

还有一个小插曲。采访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隋丽君女士匆匆赶来，带过来《无字》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盗版书，她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张洁翻看了一下盗版书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盗版的人手下留情，我就像一个穷小子一分钱一分钱攒了十几年，好容易备齐了娶媳妇的嫁妆，结果让梁上君子洗劫一空。

虽然是打趣地说出这番话，但多少还有些无奈。

一个四面雕花的快乐木匠

祝贺您获奖。《无字》我刚读完，挺好的。

张洁：谢谢你。我要求不高，只要有十个人看懂这本书，我就很满足了。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20世纪末，我在一篇文章说过，作家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种职业。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时代就是这样子。所以越来越觉得写作是我私人的事情，不像写《沉重的翅膀》，那时候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还有愤青的意识，老觉得一言兴邦，一言衰邦，现在觉得负不起那么多的责任。尽管不会有很多读者看我的书，但这并不让我感到伤心。我对物质的要求不很多，除了对美食还感兴趣之外。我很爱吃，上帝给了我一个特殊的舌头，这是好厨子的必要条件，让我能做一手好饭菜。我老开玩笑说，找一个好饭馆，就像找一个好男人一样不容易，饭馆头一趟去不错，过了两天换了大厨子，马上就不行了。

谈谈《无字》的创作过程吧。

张洁：1989年开始动笔写《无字》，之后由于经历了很多个人生活的动荡，长时间不能进入，结构非常老套，因为长时间不能进入后，写起来非常生疏。写作也跟京剧演员吊嗓似的，每天都得进行，否则就生疏了。作家们离开文学以后再回来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他有所追求的话，当然随便写个故事还是容易的。我在《无字》第一部里就把结尾、主要人物的命运告诉了读者，读者已经知道结局。那么你有什么能力让人家看下去，这是一个比较费力气的事。我有意写得像是交响乐，很多地方，也就是某些“主旋律”在重复。如果只看一个故事，也许会觉得它重复，但如果要探究一个人物，探究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什么会遵循某一种逻辑时，那么，那些重复的点几乎都是他或她命运的死穴、命穴。

写了多久？

张洁：我不是个很聪明的作家，使的都是笨功夫，而且改比写还要费劲。前前后后写了12年。写《无字》之前，我对自己的叙述方式一直不太满意。写完《无字》，在结构长篇上，比以前从容多了。

您通常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以及叙述方式？

张洁：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很早前看过一本小说《时光》，推荐给了许多人，后来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得了奥斯卡奖。

《时时刻刻》？

张洁：对，其中写到伍尔芙。还有一本小说《华盛顿广场的一笑》，也写得非常好。俄国的蒲宁写得也好，还喜欢《麦田守望者》，喜欢意识流……早在1980年我就写过一个短篇《漫长的路》，用的就是意识流手法。我觉得意识流是一个很让人从容的办法。《无字》中尽管时空跳跃很大，但总有粘连在一起的东西。

在《无字》中，写作是女主人公的救命稻草。

张洁：我对外部世界没什么需求，也许是因为我老了。不公正地对待、欺压、伤害、恶意等等，已经不太能激起我的愤怒、恐惧、伤心、委屈，但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未必就是好事情，许多“故事”就是从愤怒、忧伤、委屈中派生出来的。当然我还会为一些事情动容，比如温暖。

是不是因为《无字》把您所有的愤怒都写完了？这个小说对男性的批判还是很彻底的。

张洁：可是我对男性的赞美他们怎么没有看到呢？如果认真阅读，就会发现我尽力写出了一个个立体的人，比如胡秉宸，对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他的献身精神；比如顾秋水的义气、对自己的承诺一丝不苟地兑现……人们往往注意了故事，忽略了这些。而对女主人公吴为的剖析，相当无情。一个人，不可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某些我们不理解的行为，都有他人所不知的理由。

为什么想起来写《无字》那样的故事？

张洁：大部分作家都想写一部大书。我说的“大”，不是鸿篇巨制，或者伟大之类。这本大书可能是关于历史、人生的思考，也可能是他的困惑、审视等等。在《无字》里，人生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能给出这种答案，那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疑惑。当然，所谓的一本大书未必能囊括一个作家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所有思考。

《无字》是不是自传体？

张洁：对任何艺术家来说，包括音乐家、画家、作家等等，把他们一生的作品综合起来看，都应该说是他们灵魂的自传。比如我熟悉的作家，当我看他们的文章，就知道哪些东西是他们切肤之痛或切肤之快，但我从未向他们核实。

您刚才说已经不愤怒了，那您在意什么？

张洁：在意我的小说写得好不好，写得不好，我会很痛苦，觉得自己天分不够，尽管我很努力。这是一个人的追求吧，就像年轻的时候追求一个男人。喜欢一件事情就想把它做得更好。

就那么热爱写作？

张洁：我从1978年开始写东西，即便手上不写脑子也没有休息，有时做梦都在写小说。为了更准确一点，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哪怕一个字，放在前面好还是放在后面好？也会反复斟酌。有个朋友说，读者未必留意这个字放在前面或是后面有什么不同，不过她马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很好的木匠，做桌子却做得很慢，因为要在桌子四面都雕上花。人说，桌子总有一面靠着墙，谁看得见靠墙的那一面雕花没雕花？木匠说，别人看不见，我看得见。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动人？把小说写完美，是一种享受。

《无字》中写五丈塬那一段真是好，您文字的直觉能力和画面感特别强。另外，在书里，我们还常常能听到人物发的一些议论。您是一个理性的人吗？

张洁：哪里，我在大学学的是计划经济，哲学那门课成绩很差。我开始写作时，病句多极了。主语、谓语乱七八糟，重复，那是真正的重复了。

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张洁：当然，现在对语言更有把握，但也还有不准确的时候。艺术家穷其一生追求的就是感觉与表达之间的零距离。零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缩短它，每贴近一点都是鼓励。有人说我，你怎么那么枯燥，既不会打扑克，也不会打麻将，也不会卡拉OK。我说，可是我爱旅行啊。旅游是多好的一件事。最近在西班牙的一个火山岛我又得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灵感。那里的火山岩浆特别狰狞，给了我强烈的冲击。当然，还很模糊，但我知道有一个长篇来了。年纪大了各方面的体能都退化了，幸亏创作力没有衰竭。生活中也很糊涂，常常丢三落四……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你，我不迷信，但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平衡你的得失。

又一个长篇？

张洁：是啊。不过还没动笔。手头又完成了一部长篇，但有的章节还得修改，还得深化，跟《无字》很不一样，写一幅画的故事，围绕这幅画展开故事。说到短篇小说，最近一些短篇小说背景都放在国外，比如《玫瑰的灰尘》，《听彗星无声的滑行》，因为某些细腻的东西在本土喧嚣的环境里没法落脚。还有一个给孩子们写的长篇，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上帝是个有趣的老头》，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好玩。

您的文字是挺逗。

张洁：80年代在德国出过我一个幽默小说集，中国人不觉得可笑的地方，德国人笑得特别厉害。现在是只要有时间就想写作。手头还有一些其他的麻烦事，也干得马马虎虎，恨不得赶快把它们踢出去。最近正在把国外这些年对我的评论整理归类，然后送到现代文学馆去。

您真是忙。

张洁：我其实很想写短篇，有几个短篇写了一半，一直在电脑里放着，应该把它们完成。可是最近在西班牙得到的那个长篇的灵感，又在吸引着我，那些短篇看来又得放下了。跟你们不一样，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以让我消磨，我只能把最后这点时间、精力放在文学上了。

我觉得《无字》里的爱情写得非常深入，至少让我吃了一惊。我们下面来谈谈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吧。

张洁：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不能划等号。至于我本人，不认为婚姻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烦不烦，会不会产生审美疲劳？就像交朋友，最佳状态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相爱的人在一起，会享受快乐时光，也许同居更好一些，这种话说出来会不会被当作教唆犯？

所以，您干脆去写惨烈的爱情。

张洁：80年代在英国接受《观察家》杂志采访，记者问到有关婚姻爱情问题，我当时说，世界上的婚姻大概有百分之一二十是特别好的，一二十是特别糟的，其他为中间状态。他说你太乐观了，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理想的婚姻。现在看来，还是他对。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家庭，是不是很对？愿意就在一起，不愿就分开，子女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有时想，如果我现在二三十岁，会做什么？也许是个同性恋，也许买个精子，做精子母亲……人是非常矛盾的综合体。要是年轻我还可以做多少事啊，不是羡慕别人年轻没有皱纹，而是羡慕他们还能有很多选择。

您是典型的假小子性格。

张洁：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玛丽莲·梦露那么性感的一个女人，她的Y因子却多于X因子。也许我也是Y因子多于X因子，从小就上树、爬墙，一点也不像女孩子。也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没想到长大以后对写作这么上心。

当时的情书是不是攒了很多，都用在《无字》里了？

张洁：没有，倒是攒了很多采访资料和历史材料，为了找到切身的感受，到偏远地区实地考察好几趟，回来只写了两个桥墩子，像我这么用功的人可能不多了吧？本来《无字》是四卷本，砍了很多，因为涉及的历史太多，比如卢沟桥事变、皖南事变……历史未必像教课书上讲的那样，我总想从多种角度认识一个早已被我们肯定的世界。我对那些形成“历史”的错综复杂原因很有兴趣。或者说，我对历史很不恭敬，老喜欢问一个为什么。为《无字》积累的一大摞资料，后来让保姆拿回家去烧火了。

一些作家会把历史作为潜在的东西，不放到舞台上去呈现。

张洁：你在采访提纲里问我《无字》有没有什么缺憾，有，那就是有些史料与文学糅合得还不是天衣无缝。但人们的命运无法逃脱社会背景的摆布，当然在表现上应该越隐蔽越好，即使再隐蔽，也不可能不涉及。

您已经经历了半生，对于爱情有什么感悟？

张洁：已经一生了，你别不好意思说。那年香港有家出版社，出版一本百个作家谈“爱情是什么？”记得我说：“爱情是一种站在远处去看的东西。”现在连站在远处都不想看了。当然，年轻孩子做个梦也无妨，只是我会担心挺好的一个孩子会不会受伤，能不能承受爱情的未来……如今让我讲个柔情的爱情故事太难了，写不出来了。

男不男，女不女

——重读张洁《无字》

张洁文本所提供的破碎的女性经验、被放大的宗教化的母性经验、紧张的性爱经验，是一百年来在被动现代化的处境里中国式女性现代经验的呈现。

以王蒙对张洁的批评为例，他认为张洁是可以和应该更为宽容大度地再现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不错，这样的观点不仅有道理也有说服力，人人都可以因此看到张洁作品症结所在：张洁是一个斤斤计较，不能原谅生活和他人的人，张洁的作品因此反映了个人恩怨甚至发泄了个人恩怨……这当然减弱了张洁作品的动人魅力。这样的观点的先见是：文学应该而且必然是博爱的，原谅他人因此使作家显得博大，作品体现更大气。道理好像说得过去。问题是你凭什么让作家原谅行为暴力、语言暴力、思维方式专制的暴力？一个揭露式的写作文本，其写作过程要克服的重重困难也许包括不能原谅，人类并不是可以原谅一切恶的，纵恶并非就是博爱，连上帝也做不到真正原谅撒旦——如果她需要选择批判才能呈现经验的话——或者在这样的角度，我们不得不说，有些理论观点本身就值得怀疑，虽然它看起来公正，自圆其说且能说服别人。所不能忽视的是，它从来不关心：为什么一个作家要如此表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表达的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呈现出的刺激性的生活与人性经验，为什么会刺激一些人？进一步的追问是，有些男作家写出对文本中女性人物施暴的作品，却为什么没有被发问说，作家应该有起码的平和？其实也许实质只是：女性写作应该是博爱的，如同女性做人，温柔婉约。这样的批评出发点，自张洁《方舟》发表，就一直是一些批评家用来言说张洁文本的法宝。张洁给人的作家形象，几乎是这样造出来的。总能在各种场合听到关于张洁为人的议论，这议论又是与她的为文联系在一起，甚至大于她的为文的。

这样说并不是为张洁文本的问题辩护，也不是认为王蒙要故意弱化张洁《无字》的影响，而是指出传统批评尺度的可疑。它的对于男女写作男女作家的双重标准，时时暗伤着我们阅读的真实感受。在揭露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带给女人和女孩的灾难与耻辱方面，没有哪部书可以与张洁的《无字》相比，“那个赤身裸体，裆里悬着一根说红不红、说紫不紫的鸡巴，随着他的拳打脚踢荡来荡去的瘪三男人，重又出现在她的眼前”，在我们阅读的痛楚中，男权暴力和无耻是如此点点滴滴灼下难以忘记的压抑。然而，一切都是男人造成的么？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可说是《无字》对于一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女性人生的经典描述。吴为的母亲叶莲子一生所期待、守望的，就是那个婚姻中的具体的男人，那个叫顾秋水的男人，除了在结婚一两年中给过叶莲子一些共处人生的经验之外，给予她们母女的只有抛弃和虐待。然而叶莲子一生都生活在这个男人的影子里，至死也没忘记他。吴为以为自己早已吸取了母亲的教训，却一生在精神上期待、守望着一个叫胡秉宸的男人，为了强调这份期待和守望的价值，吴为把胡秉宸想像为“他们这个阶级里的精品”，为了这个精华人物，吴为不断用爱情、思想及创作来为自己增值，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爱情并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惜这个精华人物也只是要品尝品尝不同女人而已，他之爱吴为，只因她与他以往交合的女人品位不同罢了！

对于一个自视灵魂与众不同的女人，这样的落差只能令她且疯且死。由此我们读到《无字》的激动、愤怒，就顺理成章。然而，一切都要胡秉宸来负责么？

《无字》给我们的警醒也在于此：守望，等待，把自己的人生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现实的或是理想中的，最终都可能从树枝落下，一生无果。换一个角度，如果一个女人一定要守望，等待，由此导致的失望和绝望，难道不是自食其果么？——现在我们回到《无字》，那些被诅咒的男人在做些什么？他们历练人生，赌博历史，把玩女人，他们的乐趣吴为真正体会到了没有？——由于愤怒，由于期待，吴为生活在彻底的主观世界里，能够体验什么？

《无字》也许是一部审看男权的书，但是，我们不妨也把它看作一部女性自审的书。吴为没有走出对于男人期待和守望的思维误区，当对于男人的幻想破灭，思想也就凋谢，思索跟随终结，正是这把将女性系于男性的思维枷锁，使得一部《无字》沉重压抑，没法迈向心灵超越。换一个角度，一个女人不坐在窗前守望，而是考虑飞出去猎取一些什么，她将体验许多爱情，许多人生，她也许是平和的，当她审看男人和自己，还可以换几个角度，真正的解放来自心灵自我解放。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男人和女人都经历了太多动荡不安。外来文明的介入，已剥夺了中国男人能够做稳家国主人的特权，他们不得不重新打天下或追随打天下的其他男人，他们暂时已不是女人的主子了，他们在为自己的身份奋斗。《无字》记录了中国男人的这一特别奋斗过程。在此过程，胡秉宸虽然有战友一般的妻子，却期待着“理想”的爱人。吴为的文雅气质在适当的时候吸引了他。胡秉宸顾盼两头，始终不渝的是为自己的身份奋斗不息——刀枪的战争年代需要战友的妻子，文明之争的文化时代需要作家的爱人。然而正是在作家吴为这里，他发现了自己主人身份的难以确定（是吴为将他所写的自己的革命的奋斗历史扔进了垃圾箱）。所以，如果认为是男权令胡秉宸，或说男权令《无字》中的男人薄情寡义，无论如何是有些过高估计了中国男权的实力。大男子主义在《无字》中并没有早年曹禺《雷雨》和《原野》中所表现的那样，充满力量、专断而无情。倒是所有男人在《无字》中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不负责任、疲软、苟且和无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女性经验表达，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认知并阐述。

《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