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

一向把舞台看作“道德的学校”的席勒，最后几年也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在戏剧上。提高德国戏剧的原创品格，建立像样的民族剧院，从而在这一领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这是席勒和歌德的共同追求

席勒比歌德晚生10年，却比歌德早逝27年！这位生前总跟贫穷与疾病相纠缠的苦命天才，死后却像彗星一般耀眼！他不仅是德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的陵寝里与他静卧在一起的不是他的夫人，不是他的亲属，而是他生前的伟大盟友歌德。两人整整十年的亲密合作，谱写了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华彩乐章”，给世界文坛留下了一段动人的美谈。

这段故事的背景是，德国由于长期公侯割据，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和强大，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到处弥漫，以致马克思曾经说了这样愤激的语句：这个民族连清除自己院子里的一堆垃圾的力量都没有！德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形成一种足以推翻贵族阶级统治的强大政治力量。德国的知识精英们既然在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便把聪明才智投入到文化或文学方面来了。无怪乎恩格斯说：这个时期“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但在形成伟大以前的德国文学却是令人忧虑的，也就是说它是不独立的：在启蒙运动以前，它一味模仿法国已趋僵化的古典主义；启蒙运动以后，又转向英国。总之没有自己的民族圭臬。席勒是个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力的人，在《德意志的伟大》这首诗中，他呼吁德意志人“昂起头来，怀着自信跻入世界民族之林”！为了振兴德国的民族文学，他决心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为榜样，以纯洁的语言，优美的形式，注入人道主义的内容，创造出德意志文学自己的风貌来。

但他觉得单枪匹马难成气候，必须有志向相同而又有实力雄厚的人与他合作。为此他首先看中了歌德。虽然歌德资格比他老，地位也比他高，在1788年开始认识的头六、七年里，歌德一直对他比较冷淡，席勒对此曾经也颇为不快。但为了远大目标，席勒克服了自己的不良感受，而以一封封热情而诚恳的书信相邀，歌德最终被他1794年8月23日的那封长信所打动。席勒之所以如此需要歌德的合作，并不是由于他认为他与歌德之间处处都会想法一致，配合默契。相反，他认为，有差别才有结合的必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给另一个人以对方所缺少的东西，并且从对方接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793年9月1日致科尔纳的信）事实上，歌德是个天才的感性诗人，而席勒则是善于推理的思想家；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一个倾向于浪漫主义；一个重客观，一个重主观。然而正因为这样，二者的结合就能1加1大于2，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歌德之所以最后被席勒的信所打动，正是因为席勒透辟地分析了歌德的特点以及他与歌德之间的异与同，指出天才的创作乃出于他的天性，而不是他的自觉。因此天才对他自己来说始终是个秘密。歌德感到席勒的分析鞭辟入里。从此，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的整整十年中，两位巨人为了进行“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在求同存异中，或者促膝交谈，或者书信往来；互相勉励，互相切磋，“两人如同一人”（歌德语）。席勒凭着他较年轻、热情、敏锐，不时迸发思想火花，常常激发出歌德的创作灵感，使他那被多年政务拖疲惫了的创作情绪重新勃发起来。他自己曾以感激的口吻对席勒说：“您给予我第二次青春，当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停止创作的时候，您又使我成为诗人。”在这良好的气氛下，两人互写犀利的讽刺短诗，名曰“赠辞”，对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的恶俗风气大加针砭，以净化国民的精神面貌。接着两人又竞写叙事谣曲，使1798年成为“叙事诗年”。歌德一方面经常接受席勒的建议，努力写作自己的重要作品，首先把中断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继续写完。同时完成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赫尔曼与窦绿台》等，使他的创作生涯出现第二个高峰。一方面他也积极参与和帮助席勒的创作，尤其是席勒花费心血最多的戏剧巨著《华伦斯坦》三部曲以及他的晚年不朽名剧《威廉·退尔》。后者的素材都是歌德提供给席勒的。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写一部叙事长诗的计划。这类事例在诗歌创作中还要普遍，正如歌德自己所说：“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第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难怪席勒死后，歌德感到深沉的悲痛，说等于他自己“失去生命的一半”。

席勒和歌德合作的另一个共同目标是振兴民族戏剧，建立民族剧院。歌德从意大利回来以后，什么官职都不要，只保留一个戏剧主管的职务，说明他对德国戏剧事业的重视程度。一向把舞台看作“道德的学校”的席勒，最后几年也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在戏剧上。提高德国戏剧的原创品格，建立像样的民族剧院，从而在这一领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这是席勒和歌德的共同追求。迄今依然耸立在魏玛市中心的那座庄重而雅致的民族剧院，就是两人心血的结晶。耸立在剧院前面的那尊宏伟的歌德、席勒铜铸塑像，是德国戏剧走向独立的丰碑，也是歌德与席勒亲密合作，从而把德国文学推向高峰，进而使德国跻入世界文学大国之林的标志。而他们在魏玛的合葬墓，则是两位伟人永恒友谊的象征。两人生前往还的1005封书信，可看作世界上最长的墓志铭。

这十年合作的成功，完全证实了席勒的远见卓识。它不仅有文学上的意义，而且有文化和伦理上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它至少解构了两句中国成语。一句叫作“一山不能二虎”。魏玛这座“小山”居然容下了两只“巨虎”，他们不仅没有彼此相斗，而且亲密合作。另一句成语也是人所共知的，叫“文人相轻”。歌德和席勒的十年实践，使“轻”成为了“亲”，从而创造了一段世界文学史上值得千古传诵的佳话。这是席勒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的生动体现。这在我们努力创造“和谐社会”的今天，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文汇报》 2005 年05 月3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