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烟云

八年抗战：复旦的辛酸和光荣

跋涉庐山 雪夜求助得救援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复旦大学校舍多处被炸，9月，因淞沪战事激烈，复旦大学暂借复旦中学开学。不久，复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以复旦为主称联大第一部，迁校址于江西庐山，以大夏为主称联大第二部，迁校址于贵阳。

当时，复旦的重要档案、文件、部分贵重仪器、图书和设备，装成了10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出发。吴校长带领百余名学生，直奔南京，浩浩荡荡向江西方向进军。10月，联大第一部借庐山普仁医院为校址，租胡金芳旅社等处为宿舍，师生800余人开始上课。12月，南京失守，江西战事吃紧，复旦师生继续内迁。

此时学校已囊尽粮绝，恰巧国家教育文化救助组陈立夫组长路过庐山，吴校长闻讯后，连夜在严冬皑皑的白雪中，由工友提着灯笼，边跌边走，终于见到陈，雪中求炭，借得一万元回寓所，马上传令第二天下山奔赴武汉。

此时恰有一艘江轮泊在九江，吴校长商量暂借一用。复旦领导层在船上几经研究，认为武汉地处华中要地，交通、住所一定很紧张，我们付不起这笔开支。于是商量驶向宜昌。适有一复旦校友帮忙，在宜昌为大家安排好住宿。

数天后，从宜昌乘船驶往四川重庆。不知谁传递了消息，一到重庆千厮门码头，复旦中学分校师生百余人，奏乐、唱歌，在码头夹道欢迎，拍手高呼，复旦师生始觉“复旦校友遍天下”的说法。一上码头，复旦中学董事长康新之先生也在欢迎行列中（康先生有“蜀中孟尝”之称）欢迎大哥哥在川办学，并欢迎在菜园坝中住宿，并得以补上上学期未竟课程。

夏坝复旦 艰难困苦勇往前

吴校长在渝广得校友的援手，在四川省政府会议中获得10万元的建校经费。吴校长慨然把其中5万元分赠给复旦中学，以偿入川初的“人情债”。在觅址建校上，也深得各方谦让、谅解，觅得北碚对岸夏坝数百亩土地为校址，先在夏坝东边黄桷镇，用了一座小学的校舍、一座古庙、一处煤炭坪和王家花园一幢别墅，作为办公室和部分教授宿舍。

在教学方面，复旦大学在夏坝继续发扬了复旦传统精神——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将师生合作治校的精神，反抗强权服从真理的精神，从无到有的应变精神和一起向前开拓的精神，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自始至终贯彻于教学之中。又增添了农学院，开辟了农场；与交通银行合作创办了银行专修科；在国家统计局指示下，新增了统计系，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统计学系；建造了寒冰馆与新闻馆；设立了重庆市内办事处；由法学院教授孙寒冰主持创办并任主编的国内最早的文摘形式刊物《文摘》，1937年到1945年12月的8年间，也跟随复旦从上海到重庆，宣传民主革命、抗日救亡，在国统区第一个刊登《毛泽东传》，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复旦很快成为生气勃勃的北区教育中心。

在校舍建设上，凭借四川省政府、银行界和四川士绅以及广大校友资助，先后完成了博学、笃志、切问、近思4幢教室、一座日字形登辉堂、4幢女生宿舍、6幢男生宿舍、一座食堂、6幢教授宿舍……在抗战艰难时期，短时间内建成这样一座规模的私立大学，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

但不料1940年5月，日寇怀恨复旦高举抗日大旗，施以轰炸毒手，孙寒冰教务长和员工数人在轰炸中遇难。

投笔从戎 爱国师生战场立功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关键、转折的一年，敌我形势发展到持久、相持、抗衡阶段。

这一段时期，复旦不少杰出学生满怀报国热忱，投笔从戎上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直接贡献。

那时，由于同盟国中印缅战区反攻战况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来校招征英语译员。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推荐文学院外文系的曹越华和两位其他学系同学前往应招。出于爱国热忱，曹越华毅然前往外事局联系，通过英语会话的面试后，不日即往该局报到。此后，他一直在部队中从事英语翻译工作，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才从战场凯旋，重新回到学校。

程君礼是1941年考入（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学生。1942年3月，日军大肆进攻缅甸，中国西南边陲告急，陆续不断的美军来华援助。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命名为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战地服务团来渝征召大量人员。为了保卫祖国，他毅然投笔从戎到达昆明，后来担任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后勤官。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梅汝王敖还参与了抗战胜利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沪渝两地 复旦一校两制

抗战爆发后，复旦大部内迁重庆，留沪师生在李登辉老校长主持下开学上课。李登辉征得校董们的同意，与金通尹、顾仲彝等教授一起，于1938年2月23日租北京东路中一信托大楼余屋为校舍，亦以“复旦大学”名义复学上课，时有师生400余人。当年8月份，李登辉致函教育部，要求以“复旦大学沪校”备案，但被否决。其后作了让步，以“复旦大学补习部”名称备案，但在对外联络或登报招生时，仍用“复旦大学”名义。因经济困难，还得到教育部及在重庆复旦的资助。

1938年8月份，上海复旦入学学生日益增多，中一大楼不敷应用，迁至霞飞路1726号，因受法租界当局阻挠，9月，租中孚大楼余屋为校舍，年底租定赫德路（现常德路）574号为校舍，在此直到抗战胜利迁回江湾。到1940年底，在沪、渝两地就读的复旦学生总数为1683人，其中上海部分850人，重庆部分833人。

随着抗战的深入，内地物价上涨，在重庆复旦的学生很多依赖贷学金生活；就是教授，也甚多经济困难者，洪深教授就因全家吃穿无着落，服毒自杀，幸得发现及时而获救。学校负担甚重，又缺少经济来源，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于是，在渝复旦校董，以于右任为首，在嘉陵宾馆集会商讨对策，决定建议改复旦为国立，以求得到政府的资助。

1941年11月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合发布命令，同意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1942年1月1日，复旦正式挂牌为“国立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校史办公室对本文颇多贡献，特表感谢） 

穿梭时空

大节难随九鼎沦

抗战时期，全国众多学府西迁，复旦大学亦在其中。学校大部师生辗转5000里至重庆北碚夏坝，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勤奋学习，积极开展爱国救亡运动。这是复旦校史当中最为光彩的一章。

在世界教育史上，像这样因为战事，而迁校，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大迁徙，恐怕绝无仅有。如果按照常理推论，这种大迁徙，不特劳民伤财，且有性命之虞。安居大都市，躲在校园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敌寇的骚扰乃至驱使，但毕竟不会饱尝镇日饥寒交迫、炸弹当头的困窘。古人云，“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退一步说，身陷匪区，即使无所作为，只要守节，依然能够赢得尊重。然而，广大师生不惮辛苦，舍近求远，其内在的巨大驱动力便是：大敌当前，任何隳弃民族尊严，俯仰由人，都有违于祖训，都是离经叛道，都是辱没斯文，都是和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性格相背离。他们虽不能悉数投笔从戎，慷慨赴死，以报家国，但明白地向敌寇表示不合作、不共戴天的姿态，给敌寇以精神上的震慑和打击，同样壮怀激烈，高风亮节。复旦人的这种选择，正是我们民族性格的完美体现。它使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人们相信：“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顾亭林句）只要人心不被征服，就不是亡国奴，就有人格，就有尊严，就有国家，就有光复家园的希望。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的民族是多么地需要这种精神的滋养和感召！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复旦人在抗战中的壮举，不仅仅为国家保存了读书种子，更重要的是保存了中国读书人的精气神。它是复旦创始者标举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校风的生动再现，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负重致远的精神延续。现在，它又将引领着百万后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然而前行。

耳闻目睹

夏坝是天堂

抗战时期，复旦大学由沪迁渝，以下坝为新建校舍之基地。陈望道师取谐音并寓爱国之意，更其名为“夏坝”。夏坝遂在习惯上与复旦同义。

夏坝沿江铺有通衢大道，夹道梧桐成荫。腹地花坛草坪错落有致，为农学院师生杰作。校舍屋宇虽不甚高大，但排列整齐，端庄别致且实用，当时当地无可比拟者，乃土木系专家设计匠心之体现。当然，两任校长（吴南轩、章益）精心筹划及总务长（何恭彦）辛苦操办、管理，尤其功不可没。

校舍之标志性建筑皆坐东朝西，面向嘉陵江。于北碚江岸隔江东望，见绿树如碧云衬托，独立牌坊式校门之内，以登辉堂为基准，相伯图书馆、寒冰馆、新闻馆、青年馆等一字排开，宛如建筑群“向中看齐”之正面“队列”。船浮江过此而向东仰视“检阅”此“队列”，则诗情画意盎然。

“队列”背后，纵深部建筑布局有序：大礼堂居中，堂东则教室群围绕；北端，《文摘》社与农学院俱背江汊而面场圃，子弟校及供膳轩各辟门庭且悬额牌；中段，研究室静谧无喧，场地空旷，游息有所；西边，教职员住房，松柏傍径；男女生宿舍，桃李临窗。弦歌阵阵之校园内，更频闻江上断续之矣欠乃声声，亦时见山头飘忽之云霞朵朵。莘莘学子，谆谆师长，朝夕共处。教学环境，决非“优美”二字所可概括。

渝城夏日酷热，冬季浓雾。而距城百十公里之北郊江中岛屿夏坝，却夏有习习清风，可免摇扇；冬有融融丽日，足供负暄；春温秋爽，四季宜人。其时，从战区内迁至渝之院校，建房大都难觅成片平地，只能将就坡畔、岗巅、谷底、溪隈；甚至无处造屋，权宜征、赁不甚适合办学之房舍如庙宇、仓库、栈棚之类，绝无地利、天时两俱优越若复旦之夏坝者。当时对院校所在地之比喻曰：“某坡是地狱，某溪是人间，夏坝是天堂。”盖对夏坝之描绘，作文难达，画图不足，唯夸张喻之，其庶几乎！

《新民晚报》2005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