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

——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一个亲切的名字，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见证了中国百年风雨的名字。

这位与我们党同舟共济的好同志，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几天前离开了我们。

尽管他的好友、家人都知道他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但都期望他们的“艾培”（英文Epstein的昵称）能像以往任何一次生病一样安然度过。就在一个月前，在90岁生日茶话会上，他还信心十足地说，“更愿意把你们热烈的情意看作我的一个真正的新生命的诞生。”就在半个多月前，《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看望他的时候，他还满怀憧憬地说，等国家统一了，要到台湾看看，等青藏铁路修通了，再到西藏转转。可是，艾培，怎么就走了呢？！

在北京紫竹院路美林花园的艾培住所，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灵堂中央，摆放着一幅不久前刚为他制作的精美的苏绣肖像，四周簇拥着兰花、玫瑰和百合。

艾培走了，但他把爱永远留在了人间。

以无私的爱奉献中国

“艾培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始终怀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缘自他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爱得无怨无悔，爱得心安理得，以至于人们说，他比中国人更爱中国。”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做过外文局局长的新闻界前辈范敬宜如是说；“艾培是除了长相是外国人的，其他都是中国人的，感情上是中国人的，心理上是中国人的。”与爱泼斯坦共事半个多世纪的《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张彦如是说。

伊思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为了革命而流亡的父母把他带到中国，那时他才两岁。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以其波澜壮阔的魅力吸引着各国的仁人志士执著地投入、甚至甘愿为之献出终身。白求恩、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柯棣华……这个名单延续下去很长很长。爱泼斯坦也是其中之一。所不同的，他是在耳闻目睹中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环境中长大的。他15岁就当上新闻记者，从此献身于向全世界报道他在中国亲眼所见的残酷事实以及中国人民英勇的8年抗战，并逐渐练就了一枝犀利的笔。

今年83岁高龄的张彦，是最了解爱泼斯坦的人之一。张彦回忆说，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特别喜欢爱泼斯坦的战地报道，但是，与他本人第一次见面，却已经是在1951年，艾培与夫人邱茉莉应宋庆龄的邀请，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绕道波兰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

张彦回忆说：“那是晴朗的一天，我同陈翰笙到前门火车站去接爱泼斯坦夫妇。走出站台的他，精神抖擞，一点也没有长途跋涉的疲劳。”他把爱泼斯坦接到羊市大街42号四合院，从此他们成了邻居。

1957年，爱泼斯坦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1964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爱泼斯坦常说的一句话。在不久前他写就的自传体回忆录《见证中国》一书中，他又把这句话写在封底上。

以独特视角见证中国

正如他以《见证中国》为书名那样，他的一生都在以独特的视角见证着中国。

在美林花园，爱泼斯坦家客厅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石板印刷的画像。爱泼斯坦现在的夫人黄浣碧告诉我，这张画像，艾培一直珍存着。这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赠送给他的。

在延安的采访，是影响他抉择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采访。他曾单独访问毛泽东，谈了好几个小时。他在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说：“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爱泼斯坦的老朋友、著名翻译家沈苏儒告诉我：“如果新闻这个行业有‘大师’的话，艾培是当之无愧的。他的通讯集《突破封锁访延安》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无政治说教，是继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的又一杰作。”

爱泼斯坦常说：“中国人一般由爱国主义走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在《见证中国》最后一章“夕阳之歌”里，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以人格力量感动中国

“和艾培在一起，时时能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

范敬宜回忆起与爱泼斯坦的接触，感慨良多。他说，“在一个多月前为他开的生日茶话会上，我本来以为，艾培会回顾他在中国70多年波澜壮阔的新闻生涯，追述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以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给予他的关怀和荣誉。可是他开门见山就讲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并深情地回忆起他的领路人埃德加·斯诺。只有把个人的一切融入历史和时代大背景中的人，才能拥有这样宁静的内心世界。”

范敬宜回忆说，艾培任劳，尤其任怨，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国际间谍”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达5年，所受的冤屈，他从未对我提及过。他对我只有过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写《西藏的转变》一书，申请了一台新打字机。为写这部书，他4次进藏，最后一次已经70岁了。

对外宣传单位聘请的外国专家，多是为了润色文字以适应外国读者的，爱泼斯坦却远不止于此，他熟悉中国又了解世界，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经他一改，立刻变得既有针对性又有说服力。

张彦说，艾培时刻都在阅读，这可能是他积累知识的主要手段；精益求精，也是他的一“癖”，无论什么稿子，只要经过他的手，几乎没有不改的，这是他的原则；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不脱离中国的实际，还随时掌握世界的情况。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去美国和欧洲走一趟，带回大量的信息和中国对外宣传的宝贵意见。

站在灵堂里精美的苏绣肖像前，74岁的刘青霞泣不成声，“1944年艾培到延安绥德采访时，我就认识他了，那时我13岁，立志当一名新闻记者，后来真的在《今日中国》当了一名记者，完成了我甜甜的、圆圆的梦。”

从澳大利亚赶来吊唁的莱瑞（Larry）夫妇告诉记者，他们是在1949年读艾培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了解他的，几十年来一直追随他，并成为莫逆之交。

这就是爱泼斯坦，以他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几代人，影响了中国人也影响了外国人。

他是人们心中永远的艾培。

《人民日报》2005年06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