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作为一个搞文学的热血青年，刚刚从国外归来，一心想要把在国外3年的观感，用自己的笔向国人诉说。因此写了一篇文章叫《雾夜紫灯》，发表在上海由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篇东西在上海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当时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进入了纵深阶段。国共两党都很注意团结和吸收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因此，我这个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首当其冲地成了注意的目标。

    当时，我有3个好朋友，一个叫李林，一个叫周致国，还有一个叫温剡宾。我们4人一起参加了国民党在武汉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我们4个人，李林是领头的。我那时经常看鲁迅的作品，特别喜欢看鲁迅主编的杂志《语丝》。那里专门刊载批评社会黑暗和腐败的文章，实际上是斥责国民党。我觉得共产党挺好，可是具体怎么个好法也并不十分清楚。有一天，李林领着我们几个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4个人，可把我们吓坏了，原来是共产党里的4个大人物。周恩来、王明、博古、王文杰。我早就听说过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可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有些忐忑不安。周恩来向我们讲了一段话。总的意思是振兴中华，抵御外患和共产党的主张。然后，给了我们两篇文章，没有署名，我看了后，感到那两篇文章写得都很漂亮。后来才知道，那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的两篇精辟的论述。见到这4个大人物，又看了那两篇文章，感到自己长了见识，也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对李林说：“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林说：“我去问一问。”回来后让我写个自传，填了一个表。然后告诉我，去找王文杰。见了王文杰，他问我对入党有什么想法?写过些什么文章?到日本留学是国民党派去的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当得知我是自费留学时，他又问我家的土地、房产、收租情况。然后又给我讲了共产党员的八条准则，宣布接受我入党。这时，我才意识到王文杰是代表党组织对我进行入党谈话的。那是1938年5月27日。后来我才知道，王文杰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长江局的组织部长。我入党的全过程，一直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进行的。而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我没有看到党旗，也没有众多人的举手表决，更没有庄严的宣誓。但是，我却感到很神圣。

    入党后，我被派往重庆，在国民党的《扫荡报》当记者，实际上是做党的地下工作。但我很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感到很压抑。我就要求调换工作，开始组织上要我去新四军，我要求去延安，结果经周恩来批准，我去了延安。 (谢挺宇)

    人民网200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