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年刊》主编，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

    研究领域为微分几何、计算几何，发表科学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培养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其中有4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大学牢牢紧闭的铁门敞开了。我和师生们冲出校门迎接解放军。夜晚，我回到家中，心里却像波涛一样起伏，说不清是欢乐、兴奋还是烦恼。共产党将会如何对待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一天，我家屋外传来生疏而亲切的问话声：“苏先生在家吗？”原来是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派人来探望我。他在交谈中透露，北京正准备召开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想请我出席。来的这位处长还表示：“苏先生的家庭生活情况我们很了解，这用不着操心。”当时我孩子多，家庭生活困难，听到这话，我真是心满意足了。6月3日，我果然接到赴京出席自然科学联合筹备会的通知。党对科学家的这种尊重和礼遇，亲身感受后，真是很感动。

    到了复旦大学后，我要求进步，与党更加接近了。1957年秋天，我的学生谷超豪即将赴莫斯科大学进修，他在建国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我把自己要求入党的心愿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对我加以勉励。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我于1959年3月被批准加入共产党。

    在入党前后，我有幸几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1956年1月8日，在陈毅市长的陪同下，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当时，主席伸出大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听到主席这样重视数学，看重数学工作者，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接见后，我与主席同桌就餐，同时聆听教导。虽然接见时间不长，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极大，使我明确了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

    1961年“五一”前夕，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次接见，我进一步了解到毛主席的宽广胸怀。主席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讨论的开展。联系到“文革”中，毛主席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解放了包括我在内的8位学者，我永远铭记心间。

    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是在1977年7月16日才复出的。8月4日，小平同志就把我和其他33位科学家、教育家请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我得知小平同志自告奋勇分管科教方面工作时，心中深感科技、教育有救了。我第一个在座谈会上发言，汇报自己的想法，提出急需解决的问题。小平同志听了我关于实事求是估计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现状的意见，马上亮出自己的观点：“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听到小平同志插话支持，我就更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了。

    我汇报说，在“四害”横行时，有60多位爱好数学的青年寄来论文，其中有10多位很有数学才能，可以作为研究生培养。小平同志马上对身旁的教育部负责人说：“你通知这十几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对报考研究生的要给予关心，所在单位要支持这些人报考。”接着，我又谈到，复旦大学数学所过去有18位科研骨干，至今16人未归队。“叫他们统统回来。”小平又对教育部负责人说。最后，我还反映有教师研究抽象代数，已写了20万字的论文，按现在的出版速度，到1990年也登不完，小平同志当即表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从北京参加座谈会回沪后，我即着手重建数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恢复数学讨论班，未归队的骨干很快回来一批。我推荐的14位青年中，12人成为复旦大学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教师的论文也得到及时出版。小平同志锐利的洞察力和果敢魄力，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更加坚定了我将有生之年奉献给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决心。

    此后的10多年间，我在上海出席重要会议时，都能见到江泽民同志，或一起在主席台就座，或有书信来往。江泽民同志对我十分关怀，时常带来亲切的问候。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对我更是关怀备至。1998年10月8日，江总书记在沪考察期间，特地到华东医院看望我。他握住我的手，关切地问起我的健康状况，说我身体还不错，要我介绍一些长寿的秘诀。我表示，国家照顾得太好了，我很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再干一些有益的事情。临别时，江总书记赞扬我的工作，希望我多保重。这亲切的一幕，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记得1977年7月，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应小平同志的召唤，又有机会到北京开会了。在赴京的飞机上，我激动地写道：“银机冲雾指燕京，十一年来无此行。身健更应坚晚志，为党为民献余生。”在党的80岁生日前夕，我想，就用这首旧诗，来表达我对党的忠诚和感激吧。（王增藩　协助整理）

    《光明日报》 2001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