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工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推动改革深入的巨大力量，是农村第三次改革的时代潮流

    “民工潮”出现在80年代中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走向现代社会的特殊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如同滚动的雪球，队伍不断壮大。以安徽为例，2001年，安徽省农村劳务输出人数达770万人，比上年增长20%，已占农村总人口的1/6。我国农业人口9.2亿，全国农民外出打工的应在1亿人以上。专家预测，今后五年将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农民打工人数将超过800万。

    “民工潮”是农村的“第三次改革”推出的潮流。中国农村的第一次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村第二次改革，使农民得到了对承包地的自主经营权。因为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及个体经营的习性，这两次改革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但是在第二次改革之后，随着改革全面深入展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经济，难以实现产业化的要求，农业的比较效益日益低落，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只能解决温饱。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于是，从人多地少、交通比较方便、靠近城市的地方开始，部分青年农民脱离农业，出去务工经商。这种少数人自发的行为，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卷进去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股洪流。在安徽这个“大包干”的发源地，从开始的外出当保姆，十来年已经发展出来一支民工大军。这么多的农民改变了有几千年历史的、以种地为本、以农庭经营为主的小生产者传统观念，离乡离土走向城市、走进工厂，其势头与影响绝不亚于“大包干”。农村第三次改革会有什么特点和发展模式，还有待于探索，但“出去打工”作为一个发端和重要特征应是没有疑问的。

    与上两次农村改革没，民工潮不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推动和组织下形成的，基本上是自发的，但同样是亿万农民的自我选择，因而势不可挡，并对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和深远影响。一是外出打工已成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调查，去年安徽省农村外出打工工资收入比上年增加15%，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贡献率达54.5%，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1.5%。2000年，打工者寄回和带回的现金达264亿元，全省农民人均518元。二是农民工成为城市繁荣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是新一代工人和市民的重要来源。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干的多数是苦、重、脏、险活，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满足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结构性需求，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已民用工业不少进城早的农民取得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也有不少人至富创业，定居城市。三是农民工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创业军”。在南方外向型个业中劳动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据资料介绍，现在广东省外来务工者达1000多万，人口154万的东莞市外务工的就有500万。四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促进了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大量农村劳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五是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精选化经营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大量的农民工外出，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无为经营的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善于经营者集中，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民工潮”是很不稳定而又是最具活力的劳动群体

    农民工的就业是一种市场行为，必须随行就市、双向选择，流动性大是它的特点，这不利于他们提高技能和改善生活；但另一方面，这又有利于竞争、有利于锻炼其适应能力。农民工进城确实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育。经过十多年的锤炼和优选，已经造就出一支有较高素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他们具有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传统品德，吃苦耐劳，富于进取，适应性强，没有“铁饭碗”、“大锅饭”的历史包袱；他们也与上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后流浪进城的农民不同，在农村是“有产阶级”，有较强的自主性；他们比较年轻，思想活跃，进可以到都市，退可以回农村，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特殊群体。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民学习知识、学习技能、获取信息、学习经营的社会大学，对于培育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和市民，培养一批适合中国社会的经营人才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农民工“非工非农”，名分不清，是城市中庞大而弱势的社会群体

    虽然我国正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大部分城市的公用设施建设的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还不得不从户口管理等方面对进入城市的人口加以限制。而农民进城就业，大多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定居的条件，因此主不能取得市民的资格。自发性的打工队伍，组织性差，暂时还不能得到城市社会团本的吸纳与保护。这些就使既是城市发展所需要、又为城市繁荣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得不到相应的居民待遇和起码的社会保障。广东一些企业里，超时加班、克扣拖欠打工者的工资是家常便饭。专家估计珠江三角洲企业对打工者所欠工资数额超过10亿元。不少工厂劳动环境恶劣，有的厂家甚至让打工者在有毒的环境下工作，采取轮换辞退的办法，使他们在尚未发病时离开，以逃避责任。打工者受骗、受辱、受虐待的事更是发生多多。打工者要以暂住证、计生证、健康证、就业卡等以表明身份、接受管理，有的打工者身上的证件达14种之多，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打工者每年办各种证要付出200多亿元，占他们总收入的9.3%。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开放最早、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打工者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落实“三个代表”思想，把农民务工方面的问题列入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

    农民打工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行动，而且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理应得到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但是，不少地方的干部还处于观望状态，实际上介入不多，很多应该解决又可以解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各级领导对农民工的问题关注不够，有认识上的原因，但是，农民工问题涉及城乡的方方面面，农民工难以简单定位，政策不明，要帮助打工农民解决问题，缺乏手段与依据，才是干部难以介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民工潮”已经出现十多年了，现在应当是国家就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了。中央要求把今年作为墨迹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作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问题，组织各地和各有关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对策，使农民出去打工的潮流沿着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的方向发展。

    中国网 2002-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