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来说，大家对“两高”报告是比较满意的。农工组的俞祖彭委员说：“今年‘两高’报告如实地反映了我国当前政法工作的基本情况。去年一年，政法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履行各项工作职能，在改善办案作风，提高办案效率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去年，全国开展了严打整治社会治安的活动，政法机关从重从快地依法打击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此外，政法机关在反贪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加大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这些都为保障我国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群众对政法工作人员的印象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他也提出，从依法治国和司法公正，以及入世后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角度看，司法部门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这次“两高”报告对此也做了总结，比如部分干警素质低；违纪事件时有发生；严刑逼供依然存在；一些基层干警乱罚款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另外还有些干警同犯罪分子结合在一起，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泄露政法机关行动信息。另外报告中也提到有些问题仍亟待解决，如执行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最后，俞委员强调：“总的说来，我们感到两院在去年一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比存在的问题多得多，我对报告非常满意。”

    大多数委员在对今年“两高”报告表示满意的同时，也指出报告以及政法机关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两高”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更上一层楼。

    农工组的杨振江委员指出，报告中提到“一些法官抗干扰能力不强，违法裁判，违纪裁判，违心裁判；一些法院民事案件执行困难的问题仍未得到缓解。”他认为，法院和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干扰因素，但是这些干扰从来没有被司法机关或媒体披露过，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暴光。事实上，在政法机关工作过程中，从上到下都有干扰，但究竟是谁？应该抓一个典型暴暴光。只有抓典型暴光才能警醒说情的人，遏止当前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或和政法工作人员的关系干扰司法工作的情况。如果不暴露具体的人，只提干扰严重，恐怕达不到警醒世人的效果，反而可能造成纵容说情人的后果。同样，在买官卖官的案件中，不但要披露是谁买官，更要披露是谁卖官。不久前某省原国税局局长因为买官卖官问题被抓起来了，买官大家都知道是他买，但是是谁卖给他官的呢？没有提。杨委员认为，对买官的人要处分，对卖官的更要处分。杨委员还指出，在涉及到一些重大案件时，部分相关领导就采取离婚的方法，一离婚，所有的事就和领导干部没关系了，就成了他家属的事情了，对此群众的意见相当大，对这方面的问题，今后在两院报告中，日常工作中要有所说明。不然老百姓会乱猜，反而对工作很不利。

    另外，杨委员还对今后法院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1、法院和检察院办案不应该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因为同级党委领导，法院、检察院就没法真正监督政府机关。他提出，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应改为垂直领导。2、群众对公安系统意见比较大，因为，公安队伍素质比较差，有些公安子女上不了大学就进入公安队伍。这种情况应早日扭转。3、对于军队转业人员经常安置到政法机关的情况，杨委员也提出，应该根据复员军人本身的能力，恰如其分的安排到地方工作，不要随便安排到法院、检察院中，特别是这些单位的领导岗位。他说，不懂业务的人当领导就会影响整个政法机关的工作。

    民盟组的张瑜委员说：“‘两高’报告中提到，去年全年立案侦察贪污受贿人员40195人，这说明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加大了，非常好。但是，在提到行贿人的时候，报告说只查处了539人。一般说来，有受贿的就必然有行贿的，受贿的人不可能只受一个人的贿，行贿的人应该比受贿的人查处的多才合理。数字怎么可能差这么多？是对行贿打击的力度不大吗？为什么不对行贿的加大打击力度？行贿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者，国家利益牺牲了，政府官员被他们腐化了，行贿的人得到好处，因此行贿罪应比受贿罪大。现在我们对行贿人员的处罚太轻了。每一个案件都应该查处行贿的人。只有从行贿、受贿两方面治理腐败，才能卡住腐败的源头。”

    民盟组的雷亨顺委员指出：高院报告中有一段，“坚决依法严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全年共审理此类案件350件、1953人，分别比上年增加了6.3倍和3.8倍。”他说：“报告中强调要坚决依法打击涉枪涉爆犯罪。去年全年共审结此类案件11045件，判处犯罪分子12005人，比上年上升81.6％。这很好，但一定注意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另外，雷委员认为，在”两高”报告中有些数据间差异很大，如高院报告中指出，“全国法院审结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案件共21098件，其中诉讼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4697件，原判正确依法予以维持的7440件，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的1055件，因有新的证据或原判事实不清而发回重审的1538件，双方当事人自愿作解释、和解等处理的6368件。”而高检的报告中却提出，“全年依法提出抗诉16488件，法院已审结10145件，其中改判5377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900件。”就算考虑到前年有些剩余案件积累到去年，这组数据差异也非常大。最后，雷委员说：“今天上午的报告中提到，1999年到2001年，从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公共机构因腐败造成的损失高达13000亿人民币，这么高的数额反映了腐败的普遍性。治理腐败如果始终就事论事，捉一个判一个，恐怕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建立起国家的廉正体系事在必行。”

    民盟组的韩大建委员指出，在两院报告中，有很多地方谈到犯罪数量“逐年上升”。这一方面证明，我们确实加大了工作力度，工作取得进展。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连续几年加大整治力度的情况下，为什么犯罪数量还在上升呢？她指出，主要原因是防范不够。韩委员说：“随着社会的前进，一些问题不断出现。那么预见性的防范就很重要了。例如，随着社会变化，现在校园腐败已经露出矛头。现在是不是应该尽早考虑到学术腐败，校园腐败的治理和预防？！”

    中国网 200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