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问题

    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大局，整体上是稳定的，但影响稳定的一些内部因素不可忽视。比较突出的问题如：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企改革力度的加大，下岗职工人数继续增加；复员退伍军人的工作安排出现困难，待业队伍进一步膨胀；相当数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农业存在危机，农民收入低、负担过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损害；大量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过低，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是国家公务员，与现在公务员的待遇相比，差距甚大，不但生活比较困难，而且心理很不平衡；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腐蚀拉拢干部，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定，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影响到了人心稳定。

    举两个例子。关于农民问题，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用大量事实说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很多有良知的干部看了掉眼泪。书中写到的地方主要是湖北的监利县。这个县的农民为买这本书，从乡下跑到县城，排队买书，书店用大卡车拉书，一直卖了两天。

    关于基层政权的问题，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官匪勾结的地步。《半月谈内部版》今年第1期披露，吉林某市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头目，与该市几届领导班子都“要好”。市长能办的事他都能办，市长办不了的事他也能办。“白道”办不成的事，他通过“黑道”摆平。一个副市长赌博，输了近百万，拿不出钱，对方不放人。这个“黑老大”一个电话打过去，不仅人放了，钱也不要了。黑老大扬言：“白天某某是市长，晚上我就是市长”。群众称他为“第六大班子”。这个人虽然已经被抓起来了，但类似的事不止一地，不少地方也有这个问题。

    二、惩治腐败要求标本兼治的问题

    从根本上惩治腐败，是广大群众十分关注的一大问题。目前，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遏制，说明在大力治标的同时要花更大的气力实现在有效地治本。我对照了最近三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感到发人深省。

    1999年的报告说，全年共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起；2000年的报告中，这一数字是38382起；2001年的报告中，这一数字又上升为45113起。三年里立案侦察的涉嫌贪污贿赂的干部，县处级——1999年为1714人，2000年为2061人，2001年为2680人；厅局级——1999年为103人，2000年为136人，2001年为184人；省部级——1999年3人，2000年3人，2001年，报告中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省部级以上”的用语，而且猛增为7人。这样的数字证明，我们根治腐败的工作还任重道远。例如，国家建设进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阶段，尤应注意工程腐败问题。报纸上反映老百姓传说“工程上马，干部下马”。2002年2月25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京沈高速公路宝坻段建设中腐败现象惊人，37公里段放倒37名干部”。这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数字。

    对于这类数字，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认为是“战果辉煌”。我希望有关方面能比较深入的思考和转变这个观念，在这个方面能比较深入的思考和转变这个观念，在这个方面并不是查处的人越多战果就越辉煌，何况还有许多腐败问题还有待揭发。最辉煌的腐败成果应该是把腐败者压缩到最少的程度，直到没人再敢腐败。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对于查出的“窝案”，像厦门、沈阳、湛江等大案，因为牵涉领导干部多，担心一旦彻底查处，局面会乱，会降低政府行政效率，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今年第6期《瞭望》周刊用一篇特稿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题目是：《反腐败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这篇文章值得一看。

    三、缩小贫富差距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既定目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由此造成了居民收入上的贫富差距。同时，沿海地区内也存在着很明显的贫富差距。前一方面的贫富差距容易看到，后一个方面的却不大容易看到，但事实上是存在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最近我了解到，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有些县市，连教师和干部的工资也发不出，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艰苦。《光明日报》前几天有报道说，在一个经济特区的中心区，还有因贫困而面临辍学问题的学生。

    再一个例子是北京的。春节期间，新闻节目说，北京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已经突破5000元。可是，大年初一的《北京青年报》刊登消息说，京郊房山区和密云县的200多户贫困家庭，在城里热心人和企业的慷慨帮助下，今年大年三十才第一次从彩电中看到春节联欢晚会。这说明，就是在我们的全国首善之区，在离我们这个会场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贫困问题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解决。在他们脱贫致富的整个过程中，拥有一台彩电只是很局部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助他们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就像中国古话所说，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不是只把现成的东西送给他们，而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学会致富的本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提高消费能力，自己有钱购置现代化生活用品，走上小康之路。

    四、克服浪费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问题

    过去讲“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现在贪污不是犯罪，浪费则不被认为是犯罪了。过去曾经三令五申，要求禁止公款吃喝、旅游等等，但是收效甚微。讲排场、摆阔气显得“很有气派”、“很有身份”，浪费、奢靡之风日盛。今年2月20日《北京晚报》报道说，春节期间有酒店推出豪化年夜饭，八菜一汤，标价8.8万元，并注明鲍鱼来自日本，燕窝来自泰国。酒店老板还声称，他们还提供9.9万元和11万元的两档极品年夜饭。这篇报道中记录了“一次公款酒宴的实况”，主座的领导丑态百出。满嘴胡言，说什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大事小事统统办”、“现在是什么都不如钱好”。在很多时候，腐败都是从酒桌上开始的。一些领导干部忙于吃喝应酬、傍大款，实际上是用权力去交换吃喝玩乐、骄奢淫逸的条件，进而贪赃枉法。而现在的“吃喝玩乐”无论多严重，都还谈不上是犯罪。我看这样的社会风气还在蔓延。

    官场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也很严重。不少地方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各种新闻媒体已经曝光了很多例子，这里不细说了。关键是要看到这种形式主义的危害，不光败坏了党风，也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近，一个老同志给了我一张剪报，文章标题是《一届政绩债，竟需百年还》。所举的事例明确，这就是自己为求乌纱帽越戴越大，却给后人留下无究后患。同时，我们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也值得重视，怎样做到既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能为群众所乐于接受，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说到这里，我希望有关方面多听取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虽然已经退了下来，但仍然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比较超脱，对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更改于讲真话。希望马年减少拍马的习气，大兴讲真话之风。“三个代表”，贵在实干，重在实效，老百姓就是要看实效。有实效，就会人心齐，热情高，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就有利于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断开创新局面。

     中国网 200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