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恩柱代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说：我完全同意朱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过去的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世纪取得开门红的一年。尽管国际局势风云变换，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但是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国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朱总理在报告中，专门讲了一下香港和澳门，指出全面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澳门基本法，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再过三个多月，就是香港回归祖国五周年，我就结合香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谈一谈我的看法。首先，“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了伟大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使香港的繁荣稳定有了进一步的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伊始，就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场风暴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去年又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和美国“9.11”事件的影响，使香港再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庆幸的是在这些罕见的困难的来临之前，香港就已经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引下，顺利地实现了回归。根据不久以前香港研究机构的调查，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对于“一国两制”方针的信心，表明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从实践中从看到方针的强大生命力，也正在逐渐深入人心。

    2、“一国两制”使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在基本法的范围内，在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下，香港市民享有广泛的权利，担当起管理香港，治理香港的责任。香港同胞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勇敢和灵活的应对各种挑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3、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使香港保持了独特的优势。香港回归之后继续保持了其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保持健全的法制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的最佳地区之一。到去年六月，跨国公司到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地区办事处达3237家。同时，香港也保持的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显示了“一国两制”方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4、使祖国内地得到香港强劲支持和依托。两地交流包括经贸、社会、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合作范围已经从沿海发达地区转向内陆省份，特别是在粤港合作和参与西部大开发中，合作的效益进一步得到体现。

    5、“一国两制”方针使香港可以分享祖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回归以后的香港，在国际活动中受到更多的重视。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和地区经济实体，香港在世贸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到今年二月上旬，已经有108个国家或地区给与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待遇，外出旅行更加方便。“一国两制”的方针在香港的顺利实施，给澳门回归起了重大作用，对台湾的积极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中，对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谈到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时，姜恩柱代表说，香港的周边的经济环境出现巨大的变化。国际方面，知识经济蓬勃兴起；国内方面，我国入世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将在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变化对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关系，香港的自身经济结构和香港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去年十一月，董建华行政长官发布的施政报告关于香港的发展方针可以归纳为“明确定位，固本创新，对内融合，对外创新“这四句话。相信在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保证香港的持续繁荣稳定。

    吴康民代表说：听了朱总理对去年工作的回顾，知道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近十万亿元，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收入增加，政府关心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保障，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过去一年里，做了很多工作，相信人民是满意的。

    北京的申奥成功，加入世贸，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些情况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也相信香港的主流情绪是这样，这让那一小撮一贯反华的分子少了攻击祖国的口实，一味谩骂祖国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了。

    他说：“我想特别谈一下我对教育方面的意见。减轻的农民的负担，减轻税费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政府也应该关注一下减轻广大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支出问题。据我所知，学校乱收费现象还很严重，家长为了子女能在一些重点中小学完成学业，竟然要上万元的捐献费用。还有一些杂费，比如发的文具、校服比市场价格高出好多。“教师节”本来是沟通师生情谊的节日，可是有的地方已经变味了，成了孩子给老师送礼攀比的日子，一些困难学生在那一天竟然不敢去上学，怕没礼物送老师而受到白眼。沈阳市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群众对各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的不满意程度排名中，对教育行业的意见已经上升到第一位，取代了原来司法部门居首的情况。因此，我呼吁政府对教育行业来一次检查，了解一下家长的负担到底有多大。”

    他指出，另外一个问题是制假造假的问题，政府去年打击力度很大，可是在教育界的假文凭问题却没得到重视。假文凭已经不再是从街头买的一张纸了。文凭是真的，得到的渠道是假的，就是“权学交易”。一些大专院校，为了得到当地政府经费支持，不惜以奉送文凭为代价；一些行政官员为了升迁的需要，也乐于拿到高学历。对于这种弄虚作假现象，前人民大学校长称“是学术界的耻辱”。政府应该多花点时间，把这种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梁秉中代表（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院教授）说：我就本人比较熟悉的方面讲一下教育和安全生产的问题。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是肯定的。我国在2000年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可是现在仍然有15%的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的孩子没有上过学，11.4%少年没上初中，这些大都分在贫困地区。

    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把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重新定位，改变了自1985年实行15年的由乡级政府负责农村教育的体制。中央财政也拿出30亿元作为校舍改造的资金，希望在两年内取得成果。重新定位是很重要的进步，但是，以县一级统筹教育经费还是很令人担忧的。参考国际经验，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上，法、德、日最初是依赖基层政府的开支，都不成功。后来都提升到中央一级，所以总的趋势是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主体从原来的三级行政层次上移到一级或二级政府。目前中央和省里的财政能力还是很强的，可是负担义务教育的经费却是微乎其微。目前，全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乡镇一级负担了78%还多，县政府负担9%，省级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只有2%左右。我建议政府可以考虑教育经费的投资，加大在中央财政里面的教育支出比重。

    梁秉中代表还说，中央政府对安全生产是重视的，颁布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但是，特大重大事故仍频频发生，每年因为安全事故和职业病造成的损失达200亿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外乎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钱不要命，生产安全责任制不落实等；另一方面则与检查体制有关。

    他说：“在这里，我尝试提出一些具体意见：第一，国家安全检查制度混乱。本来国家安全检查的机制是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监督局负责，现在安全卫生监督局分到了经贸委下面。但是职业卫生又归到卫生部，工伤职业保险仍由劳动部管辖，有关技术属于技术监督局的工作范围，这么一来，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就有四五家。本来这些职能是不能分开的，现在机械地分开，给全面监管带来了困难。

    第二，新机制在地方更难发挥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到现在还没能适应做出相应的改变，生产的安全工作卡在地方劳动局和经贸局之间，难以展开。从而导致有经验的安全生产的干部流失，士气低落。

    第三，更令人费解的是煤矿安全生产监督局的责任范围不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利用煤矿业的经验，提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结果把生产安全的工作弄得更乱。

    第四，《国务院关于扩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在2001年4月21号由朱总理签发，追究地方行政官员对于特大安全事故的责任。我认为，还要健全和完善法制，推动基层安全行政的意识。

    第五，建立安全社区模范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倡议的，推动全社会参与的活动，包括城市交通安全，社区安全，工作安全等等，始于北欧，香港以于三年前试办。如果在2008年前，成功的开展北京安全社区的活动，有利于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

    吴清辉代表 （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院长、教授）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谈到加强企业的研发，这一点我很赞同。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企业研发中心是最能够发挥技术优势的机构，虽然我们起步有点晚，但只要开始做了，就会有收益。

    他说：“前年我们提出来制定《新闻法》的问题，可是至今没有回应，这对于腐败的监督是不利的，希望能加快新闻立法的过程。”

    中国网200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