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依法打击，量刑要严

    各级公安部门要从严、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暴力刑事犯罪，带黑社会

    性质的团伙犯罪，盗窃、抢劫、强奸、“毒赌黄”等多发性犯罪，以及诸如走私贩私、逃汇骗汇、金融诈骗、贪污贿赂等严重经济犯罪。对黑社会的“总后台”和“保护伞”一经查实，坚决严惩。各级法院要加大宣判力度，对犯罪情节重大的主犯及组织者依法重判，够判死刑的决不姑息。

    对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用物资、日用消费品等领域，因假冒伪劣出现重大质量事故，给国民经济和人民财产带来很大损失、造成多人死亡的主要当事人应坚决处死。还要追究相关行政领导人“过失”犯罪和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也应适用死刑。

    对拐卖人口、骗卖儿童身体器官，造成他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犯罪分子，除卖方适用死刑外，明知实情而照样买的人应视作共同犯罪，同样适用死刑。

    对公检法、行政执法人员中随意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的，属“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应适用死刑。

    对制造、贩卖毒品的违法分子应坚决适用死刑。对贩卖毒品在５０克以上，因被公安机关及时破获而未能贩卖出去、将要造成社会重大危害的毒贩，也同样要处以死刑。

    对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和“二进宫”以上的惯犯，如再次犯罪，也应坚决处死。

    二、 适当控制对缓刑、减刑、假释的使用

    当前，一些地区审判犯罪案件存在缓刑率偏高的现象。对此群众很不满意，说：“检察院免诉一批、假释报外就医一批，犯罪、腐败分子轻松地逍遥法外了。”说实在的，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和多次“进宫”的累犯一样，基本上是不可救药者，很难指望他们悔过自新，对其缓、减刑和假释只会“打不痛、打不死”，助长其继续为非作歹，损害法律在群众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三、 量刑幅度要具体、明确，避免弹性

    《刑法》对各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多规定“处以ＸＸ年至ＸＸ年”，有的幅度较大，这在理论上固然没错，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给司法腐败以可乘之机。有些法院受经济利益驱动、领导干预或关系网影响，在个案的刑期上动点子，“就低不就高”，重刑变轻刑，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包庇犯罪。《刑法》在执行中，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及其危害程度对刑期进行细化固定，“对号入座”，尽可能减少伸缩性，使违法犯罪分子得到严惩。

    中国网 2002年3月14日